周门“二程”与“濂学”的传承

第二章第三节 ：周门“二程”与“濂学”的传承

“濂学”的确立，标志着湘学的兴起。创立了理学基础，大大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他的理论成为湘学的思想起源。周门弟子，不能不说是二程、朱熹，而整理研究“濂学”，又不能不说度正。

周敦颐被后世称为理学开山鼻祖，也有的称之为理学宗师，这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在周敦颐之前，虽然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新的儒学理论系统。而真正突破旧儒学的束缚，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将儒学引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是周敦颐。在这方面，周敦颐有两大重要贡献：

其一，提出“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建立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宇宙生成论，为理学的诞生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自东汉以后，儒学本体论方面的不足，一直是自己的软肋，也是儒学不能与时俱进，并在同释道的长期较量中逐步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之一。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建立，改写了旧儒学在本体论方面的不足，使儒学处于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这一点，《宋元学案》的续编者黄百家在《濂溪学案》周敦颐小传后的一段按语很说明问题。他这样写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黄百家是清代著名学者。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把“圣学大昌”的原因，首先归结于“元公崛起”。正是由于周敦颐的崛起，二程继承发展，诸多大儒辈出，才有了儒学的重新繁荣。而周敦颐首要的功绩，又在于“破暗”，使儒学冲破了“黑暗”，走向了光明。周敦颐能够“破暗”，当然在于他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突破，在于他提出了“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建立起崭新的“宇宙生成论”。同时，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哲学命题的提出，又促进了诸多大儒对哲学本体论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二程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把“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正因为如此，后世将他们的学说称为“理学”或“道学”。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由于二程师承周敦颐，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天理”二字虽是二程自家体贴出来，但也是对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继承与发展，或者说是在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启发下“体贴出来”的。后来，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最终使“圣学大昌”。

其二，提出“太极动而阳，静而阴”的思想，实现了哲学宇宙论与人生观的统一，为强化人的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长期以来，儒学一直在努力寻找宇宙观与人生观的一致，希望能站在宇宙生成的高度来解释人生，指导人生，然而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儒家所据的经典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儒家据以解释宇宙和人生的主要经典是《易经》与《易传》。然而，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其对宇宙万物生成的解释，都是从物种生殖繁衍的直观感觉出发的。他们所推及人的思虑行为，没有上升到宇宙观，从而“与天地不相似”，所以总觉得很勉强，总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相脱离。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继之者善”的命题，怎样从一阴一阳的生生不息中引出“善”呢？《周易正义》也只是勉强解释说：“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这种解释，我们读后仍然想象如何继之以善。“善”是儒家宣扬的人的本性，不能不与生物之初的阴阳相联系，然而从生物之初中又无法推出“善”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儒家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相一致而又无法统一的矛盾。千百年来，儒家在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矛盾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问世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这样写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他又在《通书·动静》章中写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周敦颐的这种运动观，揭示了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力与规律，认识事物变化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运动与静止的关系。

周敦颐生于湖南边陲之地，学不由名师，官不过知府，主要著作字不满三千，然而却影响深远，功在孔孟之后。这确实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早在北宋期间，周敦颐就以他高尚的人品、深刻的修养和淳正的学术，赢得了同时代学人的尊敬。特别是在学术上，因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的宗旨，及其“功用所系，治理所关”的治国治民作用，以它自身内存逻辑结构所体现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性质，从而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自宋理宗以后，由周敦颐创立、二程继承发展、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学，即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思想，时间达七百年之久。以周敦颐为开山祖的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到了巩固作用。历宋元明清四朝，无论汉人立帝，抑或外族入主，统治者都对理学的重要作用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即使到了清王朝，整个封建社会已经呈现衰落趋势，而封建统治者对理学为封建统治服务本质的认识，却仍在提高。如清乾隆帝在《钦定精义》的按语中这样写道：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理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已、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乾隆所说的“治统原于道统”，“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已经把理学与封建统治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理学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宋元明清四朝的统治者都大力推崇理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读周敦颐之书的浓厚气氛。

一、二程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宋博野人，后迁居河南伊川。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

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向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程家历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卒于该县。父程珦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于黄陂，曾任黄陂县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1048—1085年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二程是“洛学”的创始者，北宋道学的奠基人。道学的中心思想是“理”，所以道学又称为理学。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今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据说程氏兄弟正是受到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影响，才无意于科举，专心学问的。太极图乃是道家秘传，是不轻易付诸世人的。易分为象、数，象早已失传，数也只剩下残缺不全的枝节了。人类求道的历程不知有多少万年，有多少代？据说太极图是求道者脑中所浮现，小太极与大太极二者相同而且相通，共为一体，这就是古求道者对于宇宙的整体认识，是先求诸于人类自身的。

程颢一生著述不少，又长期讲学，有后人效《论语》等把其言论辑录成册。著作有：

1、《遗书》（《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系二程门人所记二程的语录，后由朱熹编定。

2、《外书》，十二卷，朱熹编，是《遗书》的补编或续编，内容多系传闻杂记。

3、《文集》，十二卷，为二程的诗文杂著，南宋张栻，朱熹等先后纂辑。

4、《经说》八卷，是程颐以义理疏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包括《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八种。其中：《易》﹑《孟子》﹑《中庸》不一定是程颐手著；《粹言》两卷，是杨时根据二程语录撮要文饰而成，后又由张栻重新编次。

5、《易传》又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四卷，是程颐注解《周易》的著作。以上《遗书》﹑《外书》﹑《文集》、《经说》四种，在宋代均单独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称为《程氏四书》。明代末年徐必达汇集二程所有著作共六种，以《二程全书》之名刊行。清康熙间吕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为今本《二程集》所据本。《二程集》是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书中第一次把“理”作为宇宙本体，阐述天地万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问题，奠定了以“理”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中，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所沿用，对宋明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流毒颇深。究其内涵：

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

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因。

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阴阳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程颢、程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张载的思想学说，张载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也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传承人、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把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把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二、朱熹与度正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市）人。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三十一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对周敦颐的濂学贡献甚大，可以称得上为周门高足。关于濂学对朱熹的影响以及朱熹与湖湘学人的交往，在第三章将有论述，此处就不赘言了。

周敦颐嘉祐二年（1057）四十岁时，曾到合川一游，撒下了理学的种子。一百年后，合川出了个度正，研究理学，弘扬“濂学”，成为蜀学大师。

度正（1166—1235），字周卿，合州巴川县（今重庆市铜梁县）人。少从朱熹学。绍熙元年进士，历官国子监丞，累迁礼部侍郎致仕。著有《性善堂文集》，又叫《性善堂稿》，共五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59年出版。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本影印出版。《性善堂稿》卷十《省斋记》说：始正为程氏之学，未得其门，诵其书若迂阔于事，其甚者又若谬于圣人，正心不敢慢，益敬以信，久之其言稍稍若可晓者。会举进士，贡行在，欲访程氏徒党传其学，至则颐正郭氏、南轩张氏已相继殂谢，独晦庵朱公无恙。当其时，朱又去国，莫知可问。归至夷陵，我宗人伯兼善甫访舟次，旧闻名德，齿以兄之，詧其举动，果异比往。谢拜其母于堂，道家世外问所学，则曰吾乡郭先生，程氏的孙也。受兼山之学，笃于中庸，隐长杨山，晚年道益尊济，幸得登其门，闻诲言一二。正闻颐正久矣，恨不见，闻善甫说，大喜，愿请益出《论语》一篇，皆善甫手笔记其师说者，因举《吾与点也章》，又举《乡党篇》，其说宏博，若决江河东注之海，虽百川纷纭，往复曲折，经营天下，无一勺凝滞。为留二日，又出《易》、《中庸》赠行，曰：“子归求之郭氏之学，尽在是矣。”于是慨然太息，悼旧学之谬放，黜异说，非圣人之道，不存优游于斯，卒得之于孟子之性善，自是卓卓始有可立之地。然譬之行道之人，将如京师，得其道矣，而道阻且修，难乎一日遂至，而历览国中之胜也，则亦汲汲焉而已矣。叔父明仲，少力学，业进士，有声于时。已而排于有司，年几五十，困折不遂，退处于家，不怨不尤，辟斋以读书，欲反己内观，求所未到，遂取曾子之言名其斋曰“省”，而移书于正曰：“子为我记之。”正晚生，固辞不获命，则序列其所闻者以塞责焉。虽然，窃尝闻之矣，曾子之学本于守约，而动反诸身。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盖得于曾子。其学也，斯可谓之至矣。然程氏之徒，有为其学者曰：“某一日三检身焉。”复欲以曾子律己者。程子曰：“若是者失之矣。”叔父老于风波，年高德劭，又能深味群言，得曾子所以存心体验而充广之，造次颠沛，无须臾离焉。则所谓一以贯之者，当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愿叔父教之。

这里的郭先生，即郭雍，其父为程颐的嫡传弟子郭忠孝（人称兼山先生）。孝宗时，隐居峡州，自称白云先生，名声甚高，淳熙年间，孝宗闻其名，遣使问候，并赐号“颐正先生”。

这段话，可见度正对周敦颐“濂学”的传承及其作用。《性善堂稿》卷十《送徐生游成都序》：“余曩次荆南，忠州徐生数来谒余。”徐生尝求学于陆九渊之门，“森不敏，幸得从象山陆先生游，先生晦庵辈人也，雅意是道，循循然启后生。”度正正是朱熹的弟子。1192年，陆九渊去世后，第二年朱熹率门人前来吊祭。不久，被任命为荆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即今天的湖南长沙。翌年，度正在合州为周敦颐修建祠堂落成，并得程颐、程颢、张载、邵雍四画像并祀之，作《四先生画像记》。

度正《书濂溪目录后》：正往在富沙，先生语及周子在吾乡时，遂宁傅耆伯成从之游，其后尝以《姤说》、《同人说》寄之。先生乃属令寻访，后书又及之。正于是遍求周子之姻族，与夫当时从游于其门者之子孙。始得其《与李才元漕江西时慰疏》于才元之孙，又得其《贺傅伯成登第手谒》于伯成之孙，其后又得所序彭推官诗文于重庆之温泉寺，最后又得其在吾乡时所与傅伯成手成。于序见其所以推尊前辈，于书见其所以启发后学，于谒于疏又见其所以荐于朋友庆吊之谊，故列之遗文之末。又得其同时人往还之书，唱和之诗，与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记，亦可以想像其一时切磋琢磨之益，笑谈吟咏之乐，登临游赏之胜，故复收之附录之后。而他书有载其遗事者，亦复增之。如近世诸老先生崇高其学，而祠之学校，且记其本末，推明其造人之序，以示后世者，今亦并述之焉。正窃惟周子之学，明其不传之秘，不言之妙，无复余蕴矣，其余若非学者之所急，然洙、泗门人记夫子微言奥义，皆具载于《论语》；而夫子平日出处粗迹，则亦见于《家语》、《孔丛子》等书而不废。正今之备录此遍，其意亦犹是尔，学者其亦谨择之哉。

度正继承了朱熹思想，大力表彰周敦颐在道统中的作用。他说：敢昭告于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得洙泗不传之学，而当圣宋全盛之际。是宜明良相遇，千载一时，而卒老于外，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也。然使先生得皋夔伊傅之位，流泽当世，固甚美矣！《太极》《通书》，何自而见邪？然则先生之学，虽不获用于一时，而其道亦光明万世。先生之不用，后之学者之幸也。正生于先生宦游之乡，去先生之世未远，赖父师之训，少而服膺焉。今年逾不惑，粗知以义理为乐者，愿循其所乐终身乐之，兹有事于先圣先师，敢率同志，恭陈明荐，尚享！

在理学上，度正主张经世致用，不空谈误国，讲求实事实功。同朱熹一样兼采汉唐，认为“四书”的地位在“六经”之上。这对于明清时期的科举以及社会风气影响深远。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可轻视。他弘扬了朱学，传播了理学，成为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濂学”，则以他的《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与《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谱》，成为《濂溪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研究周敦颐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