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8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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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贸易与理性》
笔者的核心观点就是，只要中国坚持开放，那么就不可能被再次孤立。同时，中美贸易战也对中国本身的进步提出了挑战。
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把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美国因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提供国际秩序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最大份额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国际公共产品不足或缺失，国际秩序就会遇到大麻烦。
国际秩序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缺少提供公共产品者；公共产品的不足是国际政治造成的。说穿了，“国际公共产品”只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漂亮包装盒。
英国“光荣退出”（ gracefully exit ）国际体系领导权，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不仅因为欧洲国家之间发生过激烈战争，除了免于战争的美国，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有能力领导世界，也因为英美两国的同质性。
历史经验表明，新秩序必然起于区域和局部，自区域秩序和局部秩序而扩展延伸为国际秩序。
如果全球化持续推进，甚至一些国家同时成为两个体系、两个市场的成员国，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
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历史上的东亚地区，在中国朝贡体制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学界把这种和平称为“霸权稳定理论”。
当人们讨论逆全球化时，大多指的是西方引导的全球化的动力不足。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资本推动的，西方国家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全球化。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就不会再继续了。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呈现出巨大的动力。同时，互联网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也会为全球化提供新的动力。
各大国要照顾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一个大国如果把自己的安全最大化和绝对化，就会把其他大国的安全最小化。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会导致另一个大国的绝对不安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资本主义为了逐利，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包括和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物资。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
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后，冲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外交官，还做着应当做的外交之外，其他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并且所有的外交都成了政治。没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为过往
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体，认定病毒就是起源于中国，更没有科学家认为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从疫情暴发一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也一直和各国科学家一起关注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
概括地说，战争有三个根源，即价值、利益和欲望。
价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欲望而导致冲突。这里所指的是动物性的欲望，即本能。在探讨战争的根源方面，有些学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反映到决策者身上，欲望更是能够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价值之上，甚至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在欲望驱使下，战争的输赢变得不重要了。这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决策。
西方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更促成了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对立。在学术上，美国（西方）总是把自己放在“自由”“民主”“人权”这一端，而把中国置于完全对立的一面。从古希腊到今天数千年，西方人理解中国只有一个范式，即“东方专制主义”。
从西方的价值逻辑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改变中国”一直是近代以来美国的“宗教使命”。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美国人相信中国会随着改革开放而变化，最终演变成一个像美国的国家。因此，当美国人以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时，就欣喜若狂；但当美国人以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并非美国所期望的，就变得极其失望。
中国的快速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国际行为，即从早先的“韬光养晦”到今天的“有所作为”。早先中国落后，经济体量小，很难影响外在世界，那个时候即使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很容易做到“韬光养晦”；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大国，往日形态的“韬光养晦”便不可能了。
无论在价值还是利益层面，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果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而战，要围堵中国吗？要征服中国吗？美国的决策者可能从未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美国的对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而非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