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最成功的管理 就是对公司一词的颠覆

和张瑞敏的交谈在海尔的董事局大楼里进行。这个大楼有着波浪状的外形，寓意“海尔是海”。话题不是从企业管理开始的，而是建筑设计。

张瑞敏对我说：“你看这个楼的外形是这么个意思，波状了，表示整个外部环境永远是无序的，但内部一定是个自组织的概念。这个楼，其实象征着这个组织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存在，不是说企业永远没问题，而是永远能够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

他在谈话中不经意地引用了贝塔朗菲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一般系统论的熟稔。

1932年，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中，贝塔朗菲首次用“开放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生命体。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具有主动的行为特征，它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贝塔朗菲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

张瑞敏所讲到的开放系统的异因同果，在系统论中称为“等终极性”，它是指有机体具有一种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给定的最终目标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系统模型中，没有固定的途径和模式，与内外环境交换信息的结果，促使系统走向一个给定的目标。作为有机体的开放系统不是机械被动地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而是开展具有自主性的活动。

开放系统只要达到流动平衡，就是等终极的。而无要素流入、流出的封闭系统，其行为不可能是等终极的，即系统只能由不同的初始状态达到不同的终态。

力主开放系统，显然是要把海尔打造为一个生命体。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生命系统？因为它会呼吸，可以和用户同呼吸、共命运。

张瑞敏喜欢说，现在是管理3.0时代。

管理1.0对应着科学管理和科层制，这个时代的代表是福特的流水线。管理2.0并没有对1.0进行本质的突破，只不过在1.0基础上加上了很多流行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丰田的精益生产。

管理由1.0时代、2.0时代而进入3.0时代，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网络组织。为什么是一个网络组织呢？因为市场是一个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的大网络应该融合在一起。张瑞敏先将海尔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正三角”颠覆为“倒三角”，把数万名员工变成数千小微公司。这一改变，打破了原来学习日本企业所建立的事业部制，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层级结构，让所有人都面向市场。海尔将此称之为“全员契约”，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客户，都为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的目的由此从“做大”、“做强”转变为“做活”，为的是打造一种可以自驱动、自运转的自组织。我将海尔的新模式称为“自组织的联合体”。现在，张瑞敏正在规划的是，建立了自主经营体乃至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小微公司”之后，如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状组织。用张瑞敏的话讲，“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的文章，作者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商业化研究中心主任Vivek Wadhwa预言：“技术进步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像过去20年里美国制造业那样迅速衰落。”他认为，未来将出现一种“创造者经济”，届时，大规模生产将被个性化生产所取代。

在这个意义上，海尔的尝试是中国制造业整个转型的先导，在此转型中，张瑞敏认为，企业要走向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存在形态。此种形态必然对过去20世纪的管理学遗产带来冲击，我们所知的管理学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领导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却是为了绕开市场而创生的。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挑战：组织成千上万的身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完成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制造汽车或是提供大范围的电话服务。它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然而，200年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员工和分配资源的方式。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奇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公司创建者。但即使韦尔奇本人，也以向科层体制发起挑战著称。其他的管理明星们都是因为攻击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破坏企业结构、用革命性的策略令大象跳舞而获得声名。换句话说，最好的企业领袖变成了企业的敌人。

理由非常明显。企业是官僚制的一种，而经理本身是官僚。官僚的基本倾向是自我永续。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官僚就会抵御变革。他们的任务不是加强市场力量，而是试图取代、甚至抵制市场力量。甚至是最好的公司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破坏性的旋风般的变化和企业的惯性之间的冲突。正如张瑞敏所指出的，日本企业的衰落不是由于“坏”的管理，而是因为它们遵循“好”的管理的教条。它们认真倾听它们的客户。它们仔细研究市场趋势。它们为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分配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却失去了开创新的客户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会。

由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应付加速的变化，这个弱点只是企业受到的两翼夹攻的一翼。另外一翼是，企业存在的核心理由现在也不保。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在他1937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论证，“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于合适的时间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成本太高，也过于复杂；同样，在公开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协商价格，规制绩效，保护商业秘密等等，也完全不可行。企业可能也未见得就比市场更善于调配劳动力和资本，然而，它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也就弥补了市场的弱点。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刚刚初现。从那时以来，居住在不同的大洲、拥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的人们共同工作、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产生了量子跃迁。极其庞杂的事业，如编写维基百科和合成Linux操作系统，在毋需或只需很少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就，使得像唐•塔普斯科特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预测说，“大规模协作”现在成为了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他相信，企业的科层制会彻底消失，个体现在被赋权，得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以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是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相媲美”。

这当然非常夸张，最不切实际的技术爱好者也很难想象，比如说，一部波音787客机会经由“大规模协作”而建成。然而，趋势的确已然形成，无可否认。交易成本正在快速降低。我们现在既有需求、也有机会设计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以及一种新的管理科学，以处理21世纪的变化惊人的现实。这一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将更像市场，而不像过去的企业。

2011年，张瑞敏在旧金山和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加里•哈梅尔谈到他在推行的“人单合一”模式，哈梅尔非常感兴趣。哈氏著有一本全世界畅销的书《管理大未来》，其中有句话，张瑞敏至今挂在嘴边。哈梅尔说：“将人类束缚在地球上并不是因为地球的吸引力，而是因为人类缺乏创新”。

来源：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