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他的《循环日报》
曲折的一生
王韬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儒家教育，18岁考取秀才，以后考举人屡试不爽，遂无意于科考，转向经世致用之学。1849年，21岁的王韬受雇于英人麦都思开设的上海墨海印书局担任编辑。这是王韬走向世界的起点。他在墨海和麦都思、艾约瑟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13年之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熏陶，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王韬语录：“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1862年1月初，王韬回乡探母，于当月22日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刘肇均，建议太平军对上海采取“阳舍而阴攻”的策略（因此获外号“长毛状元”）。 后来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占上海，这封3900多字的信落入清军手中。王韬因此被通缉，于5月23日避入英国驻沪领事馆。10月4日乘船离开上海，11日抵达香港。这是王韬一生最大的转折。
王韬在香港生活了23年，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在1867——1870年随理雅各游历欧洲，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及其历史渊源、现实政治制度，体察到报纸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广设报馆，改良政治。1870年春返港后，王韬为报刊撰稿，《香港华字日报》连载他编译的《普法战纪》一书。1873年，主持香港英华书院的理雅各回英国，王韬和黄胜集资买下该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已是改良主义者的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将西方报纸的的编辑理念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为中国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4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返回上海定居。他继续著书，为《申报》、《万发国公报》写稿，还创办了弢园书局，担任过格致书院掌院。1897年5月病故于上海。
《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发刊于1874年1月5日，为大型日报，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的重要阵地。除星期日休刊外，该报每日出两张四版，用进口纸两面印刷。第一版为行情版，第二版为新闻与评论版，第三版为船运消息与广告版（第二版的文字未刊完者转至第三版），第四版为广告和启事版。《循环日报》初创时，新闻占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白报纸印刷；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 、“羊城新闻”、“中外新闻”三栏。其中“中外新闻”专栏首登评论，每期 一篇，有时2~3篇，多由王韬主笔，内容大多关于中外时事和社会实际问题。《循环日报》创刊后的头三年，由王韬任主编。1876年以后，由洪干甫代理，王韬“兼理报务”。
《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
《循环日报》特点
首先，其所有权为华人拥有。《循环日报》是中华印务总局创办的，该印务局是王韬和黄胜等人于１８７３年在集资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后成立的。因此，《循环日报》完全由国人所有。
其次，《循环日报》的宗旨与近代化时潮相一致。《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这与中国近代化的目标和努力是相一致的。
再次，《循环日报》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近代化报纸。《循环日报》揭开了“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对当时的洋务运动和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都产生过重要而较广泛的影响。
王韬墨迹
《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王韬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各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同时，他重视报刊政论，致力于革新文风，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也是中国著名报刊评论家、中国报刊政论时代的开创者。
两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其一，开“以立言救国”的先河。中国近代报纸并非古代报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并非根植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报刊的需要，而是自鸦片战争遭遇现代性以来，中国必须改造传统的儒家秩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口岸知识分子，王韬等最初的民间报人敏锐地感应到了这个变化，钦羡西方报刊的功能与力量，将其移植而成，是清末变局下“救国”、“爱国”的产物。王韬充分利用了报纸这个现代媒介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中国固有的“文人论政”这个传统中，注入了新的生命。
王韬办报的目的在于立言。“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它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开创了报纸的政论风气，揭开“人论政”的政论报纸的序幕。
其二，启中国“职业报人”的新曙。王韬创建《循环日报》并以此为载体，表达自己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发出批评社会、干预社会的呼声，以此不仅带来了每月有百多银元的进项，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还赢得了包括李鸿章等权贵在内的各方的尊重，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王韬以自己的办报实践，“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教程，他把古老的农耕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语音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