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985 和二本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是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非虚构作品，作者是黄灯。作者从自身的教学日常写起，通过任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及“导师制”等不同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在接受学生求助和咨询等琐碎的职业体验中，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在书中言道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而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是作者郑雅君，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本书将向读者展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两本书都是对大学阶段教育的思考，一本侧重于二本学生毕业之后的出路，而一本侧重于顶尖大学生如何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而取得向上流动的入场券。

两本书共同之处，一是大学已经完全祛魅，哪怕是考入顶尖大学的天之骄子也不能确保通过大学就能向上流动。在中国，自从隋炀帝设科举考试，以考试的方式取士，延续至清末。朝为田舍朗，暮登天子堂，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梦想，也是中国读书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而在80,90年代大学生包分配，考上大学的可谓之天之骄子，一人考上大学可以完全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而到现在，大学大面积扩招，大学生如过江之鲫。大学生的数量的突然膨胀，而家长，学生往往没意识到这其中巨大的变化，大学教育早就由少数的精英教育而变成普世的大众教育。而中国大学的独特排名的系统，而造成可能名校与非名校比大学和非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加大。虽说都是大学，可是却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两本书中的对比，也可见之。顶尖的大学的学生，在就业保研考研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各种政府的遴选中，顶尖大学更是敲门砖。一张顶尖大学的文凭，就是进入面试的入场券。而普通的二本学生，只能走千军万马的考试。只能说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低，而大学内部的分化却是越来越大。

二是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大。家庭的影响其实是和社会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从恢复高考制度至今，估计也差不多只过了三到两代人。而70,80 考上的大学的更多都是大家背景相一致，为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而这一代人就没有明显的家庭影响，大家都刚从集体的社会中转到个体，家庭条件基本大差不差。而到了 00 后的大学，这一代人家庭之间却有着天差地别，这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二三十年，有的父母是第一代大学生，已经通过知识在社会中立足；也有的靠着自己的眼光与胆识，在大浪中淘到金；而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庄。而只是大学把这群背景经历完全的学生汇聚在一起。家庭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会从家庭影响到大学生活。正如两本书中都有展现，有着良好家庭教育背景的，无论在顶尖大学或二本大学中，都有着更多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对大学的生活和未来的职业生活都有着自己更加明确的思考，和更多自由的选择，家庭能为他们的兴趣，想法提供更多的支持而自己也有明确的想法。而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在大学中往往也只能延续在高中的学习习惯，刻苦与苦读是他们最重要的本色，很大程度上是听从学校的安排，而没有自己的想法。不了解就业的市场，也没全没有途径去了解就业的市场，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许连一份交着社保的五险一金的工作都没有。大学只是一时的教育，而家庭的教育与支持，却贯穿了整个一生。在教育的大放水背景下，又如何能奢望就凭大学教育的四年和一张文凭来抹平这巨大的鸿沟。

或许一个能大量向上流动的社会本来就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而如今已经富裕的阶层已经牢牢占据上位，还有多少空间能给留给后来者。现如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形成如此庞大的群体，我们对大学和学历的认知或许早就应该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