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花开了（2）

山西，人人第一念头想到，就是“煤老板”，大学远处求学，同学都好奇问我家里是不是有矿，记得在我上大学之前，县城里就有大小20多家煤矿，后来听说由于事故频发，省里下来指标要改造，就关闭了所有的小型煤矿，只剩下两家，还被市里的大矿收购了去。小煤窑关闭后，县城里甚至我们村都种了很多的松柏，四季常青，紧接着村后的大山也被开辟出来，修了铁路和高速，修路阻隔了水流，村前的小河也干涸了，长满了野草，绿水青山，在我们村，好像是逆着来了。

我们村，叫细腰村，村志上原名是叫“细妖村”的，有次我在外地调档案，办事的小姑娘还调侃着问是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人腰都很细，别人家我不知道，我家里人腰都是不粗的，这可能也跟饮食习惯有关，打小，我家就吃肉少，一个星期最多一次大米饭，一日三餐都是面粉变着花样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有城里人才每顿都吃大米饭的。村子依山傍水，山上是我童年的宝藏乐园，套野兔、捉蝎子、打酸枣、摘桑葚、采蘑菇、荡秋千和钻山洞；当然，村口的小河也带给我很多乐趣，春天捉蝌蚪，夏天跟大人去河塘洗衣服，用盆捞小鱼，男孩们自然放学都到河塘里游泳玩耍的，秋天在河里洗从别人家田里偷来的胡萝卜，冬天就在结冰的河面上溜冰。可是乡里人都说我们村的风水不好，后面依山，前面隔了马路就是一座大山，把迎面的风挡了，也把太阳给挡了，所以我们村子总比别的村亮的晚，暗的早，村里人把没有出过大学生的缘故都怪到这风水上，多年以后，我成了村里第一个上大学的，才破了这风水的传说。

我爷爷是村里的铁匠，听村子里的人说，当时我们家底很厚，爷爷打铁做铁器挣了不少钱，还收了很多的徒弟，家里从来不缺人上门“孝敬”，但我奶奶是个“老顽童”，城里的姑娘嫁到这乡下来，用不惯这乡下人的东西，也吃不惯这乡下的粗茶淡饭，偷偷拿钱去买了穿着打扮，还把一些贵重的铁器拿去换了钱，都管了自己吃喝，爷爷50出头就没了，是我姥（我爷爷的妈妈）帮他们把七个儿女养育大的，我奶奶只管她自己的吃穿潇洒。

我父亲家中排行老三，上面是一个是我大爷（大伯）和大姑，下面是我叔叔和三个姑姑，爷爷走后，我父亲掌管了几年家中财务，按照当地传统，要将家产继承给当时还没娶媳的父亲，大爷当时已经成家，自立门户。偏我父亲是个老实头，反倒是长孙且为人处世灵活的大爷深得我姥的喜爱，就改了规矩把家产继承给了我大爷，大爷在县城做起了木材厂生意，光景自然是兄妹中最好的，事业刚发起来就把村里的媳妇儿休了，娶了生意场上一女的，也就是后来害他倾家荡产的大大（我们那里给大伯母的称谓）。话说到我父亲这头，由于持家过度节俭且老实头，兄妹们从他那里向来讨不出好处，他管家那几年，姑姑们正是芳华年纪，一条头巾的钱他也要斤斤计较，从小就被兄弟姐妹们孤立，反倒他们之间三五成团达成了一致的默契。

我母亲没有父亲这么好命，祖祖辈辈的命运仿佛像血脉一样继承，要从我外婆开始说起。外婆生在一家放牛人家，外婆的父亲是个重男轻女，性格暴躁的放牛郎，从小就用牛鞭督促外婆干活，一次外婆出门没把姥姥喊回来，他就掐着外婆的脖子往割牛草的闸刀上推，亏得我大老舅舅作为长子次次护了外婆周全，否则她十条命都不够。19岁，外婆娘家实在穷得揭不开锅，就把她嫁人了，多少是少一个人的碗筷就能省下点粮食，算下来，那时候刚是1965年，姥爷家条件也很窘迫，四个儿子，他排行老三。姥爷人性子很急，但确是热心肠，是村里的水泥工，我老家院子里有一排屋子就是姥爷给砌的，我还记得为此，母亲把本在那块地基上的苹果树给锯了，但屋子后来成了我的“梦想实验室”，在吊顶上，画满了我的创意画，墙上是各种我的手工发明，我还在里面养过蚕宝宝、八角、蜈蚣和蝎子。外婆嫁过去的第二年就生了我母亲，我母亲生在农历的二月二十二，由于家里没有吃的，还未出“百天”的外婆趁着傍晚抹黑的时候，跑到别人田里偷些剩下的夏土豆，俗话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倾盆大雨呼啸而来，匆忙淋雨跑回家的外婆，看着在炕上哭喊着的婴儿（也就是我母亲），忙不迭换衣服就抱起来给小孩喂奶，这场大雨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那天之后，外婆高烧生了一场大病，耳朵却在那时候失聪了，到后来也没搞清楚这失聪的真正缘故，由于我母亲一直喝着外婆的奶水，自小，她的听力就不到常人的五成，我上大学之前，她耳朵经常有脓水出来，耳鸣到头痛，在我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她去太原做了手术，是耳道里长了瘤，割掉之后就没再化脓了，但耳朵听力是没有再恢复过，从小，我妈就有一个绰号“聋子”。

因为这听力的缘故，母亲上学不到一年就辍学了，外公外婆家里供不起一个姑娘家读书，况且还有听力障碍，母亲从小便帮着外婆拉扯下面的三个弟弟妹妹，干农活，跟着人去厂子里坝上做工。也因着这身的毛病，经人介绍，母亲嫁给了大她8岁的父亲，念着年长些，总懂得心疼人的，况且父亲当时在矿上上班，也是个体面工作，当年，我母亲也刚好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