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政府干预或自由放任：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
《政府干预或自由放任：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前言
在经济思想史的脉络里，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两个点。在古代中国，对这两个点，众多不平凡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他们的选择造就了如此这般的古代中国经济，甚至其影响力穿透古今，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两类选择的背后，都存在着耐人寻味的人类智慧。探究其现代价值具有必要的和迫切的现实意义。选择政府干预或者自由放任同样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难题。古人做出了选择，产生了后果，成为了历史。现在的众多不平凡的人，也将做出选择，也会产生后果，也会成为历史。经济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这一最原始的欲望的根本保障。人类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选择，诞生文明，铸就历史。那么，政府干预下的经济还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两者择其一。
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家的困境:政治与经济的难舍难分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一）政府干预思想的操盘手:春秋管仲与战国商鞅
政治与经济的难舍难分，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政府干预思想的执行者，在决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得不以政治为考虑的前提和第一要义，自始至终脱离不了政治与经济纠缠不休的魔咒。
古代中国，经济繁荣之路曲曲折折，国民生活水平跌宕起伏，而且不同朝代，或者同一朝代下的不同阶段，其国民家庭收入都会大起大落。自由放任的经济总会或多或少受到制约和严苛的束缚。经济自由，商业迅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经济自由带给社会的不确定性正是民族自由独立精神的生长土壤。“商业自然伴随着……秩序以及有规则的精神”[1]，“能促使人们勤劳并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一个社会成员”[2]。“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信用、守时间的习惯”[3]。绵延两千余年历史的古代中国，要论商业开化的时间，“当以齐为最早”[4]。
春秋管仲——齐桓公之辅助，商人出身。而在古代中国能够做到宰相首辅级别的，同时也是商人身份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影响其一生的成就。政府干预思想的操盘手管仲，在春秋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称得上是开先河之人。如今，开创性精神在现代企业家身上已成为标配，而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人阶层也绝不缺乏开创性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众人熟知的是，管仲辅助之功甚伟。齐桓公小白接受了鲍叔牙对管仲的举荐，释然了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信任管仲而给予其政治权力，齐桓公得管仲以成春秋首霸。齐国走上了国强民富之路。
今天看春秋那段历史，虽然感觉好遥远，但是管仲经济思想的价值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亚当·斯密曾深刻探究了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是什么。而管仲的思考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广度。
管仲早在春秋时期便提出了他的富民思想，这是弥足珍贵的；虽然“富民”的思想在之后的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中被刻意忽略，但这一思想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之路点亮了一盏明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5]，“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6]，“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7]“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8]，“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9]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内心为之动容。管仲的经济智慧耐人寻味、启人深思。他认识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10]“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11]管仲深入思考了解经济，敢于也善于在那个时候打贸易战，可谓商战鼻祖，其手段已炉火纯青。商战案例，此不赘述。
管仲强调，“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同时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之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之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12]所以说，管仲不仅重视民本而且强调民富，这可以算得上开宗明义第一人。当视线转向现在的朝鲜半岛，两个国家政权对比发现，朝鲜依旧弥漫着专制恐怖的气息，其国民困乏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困乏既包括生活水平，也包括认知程度；而三八线另一边的大韩民国则与之形成了天壤之别，经济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国民富裕程度和文明发展程度是朝鲜一百年也未必赶得上的。
现在经常讲的国民经济三辆马车之一的消费，即内需，国民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而春秋时期的管仲便早早强调过以消费来促进生产，即使奢侈消费亦不为过。“足其所欲，赡其所愿”[13]，“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方面。”[14]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以增加政府公共工程来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收入、恢复经济活力。管仲则讲到了，“若岁凶旱水泆，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15]
管仲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甚巨，但古代中国的后世执政者习得最频者，莫过于政府干预之思想与手段。管仲的模仿者也不断在具体实施中加入新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管仲原版。盐和铁两者是古代中国历代政府干预思想者恋恋不舍的两大政府财政支柱产业。一方面管仲开放了齐国盐池，允许私人民间自由生产，政府不干预其生产环节；但是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收购，政府干预了价格、控制了销售量和生产量。齐国的盐流转消费于春秋各诸侯国之间，售价可以达到成本的若干倍，政府和各商贾分得了丰厚的利润。齐国国库充实，商业城市临淄崛起，市井繁华，人口集聚，生活富裕。商业的迅速发展提升了齐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防实力。另一方面管仲在齐国严格规定了政府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从生产资料环节开始行政控制，政府拥有了铁器的定价权，对铁器进行统一购买和统一销售。同时，管仲放权让利，开放了冶铁作坊的经营权，允许私人民间自主经营，“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16]从此以后的历代政权拥有了除税赋之外的另一个巨大财政收入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变得和西方政府不一样了。在西方的法治概念里，纳税人的权利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依存于税赋是其政府财政的唯一来源。税收法定，如果未经纳税人同意，绝对不可以任意由政府额外增税，而这一税收法定原则在当今中国也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所以，古代中国政府肆无忌惮，面子上可以喊一喊轻徭薄赋；骨子里却想将天下财富垄断于政府之手。那么，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内政无忧、海晏河清的时候，重农抑商；然而战备紧张、财政赤字高企的时候，便巧取豪夺、变本加厉、绝不松口。
当政府开始尝到私人民间所积聚的财富的滋味，当体制掺杂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野心，政府就会变成四不像，与企业相较似是而非，因为这头四不像拥有着比任何私人民间组织都绝对的政治权力和专制恐怖的军事力量。所以管仲最初的富民和民本思想被下意识忽略，而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却闪着刺眼的光芒显现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集权专制历史中。最终的后果便是，经济自由变成了天方夜谭，而与经济自由相伴相随的人权意识、法治概念在古代中国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然，因果相随，帝制政府的极权政治体制也一步步强化成为了顽石一块，静静地等待两千余年后的那一声枪响——辛亥革命来结束它早已经行将就木的生命。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17]
22岁的秦孝公拥有称霸的志向，因此为了让梦想的阳光照进现实，他选择了助他美梦成真的36岁的商鞅。政府干预思想的操盘手商鞅选择了令私人民间闻风丧胆的铁血重农抑商政策，下死命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对与管仲重视商业发展、鼓励国民致富不同。商鞅变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它21年的旅程。像共产党为赢得民心夺取执政权力而做出的第一步一个样，商鞅的第一步也是“土改”。他颁布第一变法命令《垦令》，鼓励国民“大家一起来种地”，他尝到了土改的甜头，正如国民党国父孙文向国民保证“平均地权”以推翻两千余年的专制集权帝制；正如创建世界历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以“和平、面包、土地”为承诺推进苏维埃革命的进程；正如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早年闹革命的时候就大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从农村普及“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他的规划。
战国商鞅一步步，使得国民变成农民，商人之路堵死，军队从听话的农民中产生。一批批合格的奴仆在命令型的计划经济下，推动秦国这艘大船往前进，促成了由战国诸侯国秦向第一个统一帝国秦的转变。但是，这是一种国强民弱国富民贫国智民愚国进民退的古代中国特色，人作为人的独立自由和生命尊严被践踏、被彻底忽视，甚至没有人想得起来。但是，当奴仆在专制恐怖和强制命令下奄奄一息，撕心裂肺的疼痛感和幡然警醒的羞耻感所产生的爆发力和冲击力绝对拥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因此，当奴仆那曾经昏睡的人性从压抑绝望中苏醒，再铁血的政府干预政策也会回天乏力，秦始皇的万世统治的白日梦破碎了，秦帝国短命而终就成了理所应当和早该如此。当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诞生了秦帝国；当政府干预横行其道，灭亡了秦帝国。但是中国的历史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个人的独立价值的漠视和压制，对于国民经济自由的压榨和摧残，导致了古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分分合合，而鸦片战争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啪一下，打在了傲慢的集权专制帝国执政者的脸上。之后，又一下，又一下……如果私人民间资本被冲刷的一穷二白，那么国民幸福无从说起，产业经济难以持续、宪政法治不会实现……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不欢而散，曾经的错误不会随风而逝，它既会产生眼前的尴尬后果，也会存在长久持续的不良反应，芯片产业只是万千之一的例子，而不是特例……毛泽东在1973年写了一首洋洋洒洒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他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8]所有的集权专制之人，总认为个人幸福与国家发展水火不相容；总认为牺牲个人可以成全集体；总有着大言不惭的荒唐认知；总是恬不知耻地进行集权专制。
既然商鞅是变法的操盘手，他的重农抑商可谓是明目张胆地夺利。一方面，政府垄断粮食的定价权和交易权；另一方面，政府垄断矿山资源；一边，加重税以断私人民间营利之路；另一边，进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现在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也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淘汰。那么，商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农民的劳动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会，事实上，所发生的许多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势必阻止这种空想的实现。”[19]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便是静态的农业社会的拥趸者，他对男耕女织的社会状态是心向往之，他集权专制，固化社会等级，严苛律法成了谋权弄势的手段。政府干预思想带给执政者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本该繁荣民间的巨额利润，两千余年的帝制文明史，丝毫不存在对个人价值的认可，经济自由显然也成为了被淡忘的梦境。
（二）汉武帝刘彻的集权逻辑:司马迁的自由放任VS桑弘羊的政府干预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中央权威就会受到挑战，……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会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20]“汉朝的组织者承袭了秦朝所遗下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而且以灵活的手腕避免前代的过于极端，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进三步，退两步’，以几十年的经营，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21]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是“建元”，那一年，16岁的刘彻登基，开启了他辉煌灿烂、褒贬不一的人生，开启了帝制中国第一次整体配套改革。他决定，削弱诸侯打击地方势力，派遣刺史小分队监督各郡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九卿绕过丞相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即使丞相是他舅舅田蚡也不行；刘彻提拔亲信为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中朝，也叫内朝，与丞相所代表的外朝并行政务，内决策外执行，内外有别，影响了后世官僚政治体制；他强化军备，穷兵黩武。刘彻还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定，他选择了桑弘羊为大汉王朝的财政经济一把手。这一选择为后世留下了根深蒂固的遗产和政府干预政策后遗症。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22]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里讲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23]董仲舒虽仕途坎坷，但“他的思路与范式的影响却是深刻地、逐渐地显现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在一代又一代的解释与演绎中渐渐被接受，……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为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24]与集权专制形影不离的思想控制手段也使得“官僚阶层没有有效的独立权力，早期帝国的官僚远远未能发展出监督约束皇权的力量，未能形成有效的影响来左右皇帝的政策，他们被动无能，充其量只扮演由别人制定的政策的执行人。”[25]
在汉武帝刘彻的集权逻辑下，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根本就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而桑弘羊的政府干预思想将成为其首选。现在，先论述桑弘羊之政府干预思想，后半部分紧紧围绕《史记·货殖列传》来论述司马迁之自由放任思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大师桑弘羊，他是洛阳城里一位商人的孩子，自幼善于心算，机灵可爱，乐于思考，善于学习，敢于创新。他13岁，便进入我们前面提到的汉武帝刘彻的内朝，他当的是侍中，从此开始了为期60余年的内廷生活，深得汉武帝刘彻的信任。桑弘羊的辅助，一方面为刘彻持久而又耗财的军事行动和需要稳定以及富足的政府财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创造的经济治理模式影响了两千余年的帝制中国。他在汉武帝刘彻的整体配套改革历程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有人对他膜拜敬佩模仿；有人对他批判指责怨恨。总之，对于桑弘羊的评价是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化。
拥有5000万人口的汉武帝一朝，国事不可不谓繁重，财政经济不可不谓复杂，而面对难题，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在管仲、商鞅、东郭咸阳、孔仅等人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系统化。桑弘羊做出了更加缜密的制度安排，其政府干预的手段变得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公元前110年，桑弘羊45岁了。此刻，他身兼治粟都尉和大农令，他改革政府机构，财政大权独揽于大农令。三大产业链条：铸造货币、煮盐、冶铁，相继被政府垄断，哪里利润最丰厚，政府干预的利刃尖刀就刺向哪里。桑弘羊打造了一个极度高效而又极其严苛的国营经济体系，以满足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的税赋徭役是存在底线的，这是集权专制帝国领导高层的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前车之鉴秦朝一命呜呼，他们绝对不会想提前结束自己的统治。所以，桑弘羊开辟了新路，以满足执政者巨大的胃口。古代中国即使重农抑商的人，也知道，商业的利润丰厚，商业繁荣会带来可观的利润。把这部分利润拿过来，放在政府的腰包里，是所有政府干预思想的操盘手的共识。私人民间经历“文景之治”，集聚了巨大财富，盐铁两业最甚。所以当政府的手掏空了私人民间的腰包，众人不会没有反应，继杜绝民间铸钱，完成货币统一之后，盐铁行业的制造权、定价权、销售权也通通都被政府垄断，此时反对声起，怨恨载道，可是，专制恐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冷血，它会让所有反对的声音沉寂，它会让执着的生命消失，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桑弘羊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标杆式人物，一处里程碑。后世的政府干预政策难出其左右，不同的地方也仅仅就是作用之大小有无了。盐铁专营，政府垄断，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驱动下，生产规模空前绝后般被放大，其财政贡献率飙升。“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6]
高赢利性产业——流通产业，也在天才桑弘羊的顶层设计里被创造性地进行了政府垄断式改造。政府干预的手段又添加了两种：第一个叫“均输”，“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第二个叫“平准”，“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27]这两类干预手段用现代的解释就是：统购统销为均输；物价管制为平准。此二者将在后世历朝历代中不断被使用，像幽灵一样，在政府干预时呼之即出。直到今天，物价管制虽不显眼，却刺痛着中国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而政府干预和国企垄断则更加肆无忌惮。桑弘羊的创造性手段使得汉朝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着全国的物资流通，中央财政收入剧增。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肯定堵死了民间流通，但是，执政者却只给了私人民间冷漠的一瞥，无视后果。此后中国经济就带着后天的残疾走进历史，绵延千年而难见康复期。
政府管制与干预，带给了汉武帝刘彻数不尽的财富，可用来享受挥霍，可用来穷兵黩武，可用来结算各级政府开支，但是，它就是不会提高国民的实际家庭收入，当然，这是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激荡之下，政府可以暴力维持稳定；可以没有契约精神；可以视生命为草芥，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汉武帝一朝，国民储蓄率迅速下降几近疯狂，私人民间投资锐减几近消失，社会财富观念严重畸形几近变态，历史的后果耐人寻味……
政府干预的利刃尖刀又挥向了酿酒行业，真的是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专制政府这条贪吃蛇，实行“榷酒”，我们现在叫酒类专卖。中国真的算是一个挺讲传承的文明古国，政府垄断的榷酒、盐、铁三大行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时间亦无情，汉朝开始进入治乱循环的怪圈，天下困弊，百业不举，盗贼蜂拥四起，国民贫疾，人可食人，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公元前89年，无奈之下，曾经那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小伙子已经变成了68岁的老人，面对此时此刻国民穷困潦倒的惨象，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独步天下时那幅得意洋洋的嘴脸，不得不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轮台罪己诏》，他说他错了。悔之晚矣，两年不到，汉武帝刘彻一命呜呼，桑弘羊成为托孤大臣之一，无奈政治时局风起云涌，桑弘羊不久也被政敌霍光以谋反罪而处理掉了。斯人已逝，叹息犹存。古代中国已经开始了它具有中国特色的治乱循环的怪圈，讽刺与无情将始终伴随着集权专制帝国和它的政府干预下的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叹息绵延不绝，成为了历代集权专制帝国的催命符与计时器。当然，古代中国私人民间的从商之路愈加崎岖坎坷，即使致富成为商人，执政者也将他们变成了专制机器的寄生虫，只可以摇尾乞怜，焉能自由独立。
政府干预思想指导下的政府存在着对私人民间财富的嗜血般的追求，带来一系列的政策后遗症，但其却在古代中国横行其道。幸运的是，汉武帝刘彻统治下，出现了一个异类和一篇异端邪说，那就是司马迁和他的那篇千古绝唱《货殖列传》。异类是政府集权专制者眼里的沙子，却是中华文明皇冠上的珍珠，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自由的热血，他们的大脑依旧在深刻地思考着，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经济自由立传著书，司马迁当为史家之楷模，古今学者之老师。当惯了奴仆的昏聩的国民，需要醍醐灌顶的一声斥喝，需要经济自由这一剂良药，需要看看国门外面的世界，需要弄懂某些根本性的议题。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开宗明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深刻意识到，“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的财富观启人深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一番思考恐怕难入历代儒学者的法眼。司马迁强调，“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真算得是千古箴言，哲理入木三分。三百六十行，职业歧视，今日依存。司马迁却可以在千百年前为各行业著述，探究国民财富原因，勇敢提出自己的观点。“贩脂、卖浆”等等，放在今日，可以解释为“个人护肤、快消饮料”等。司马迁列举各行业之致富人才，他总结原因，“富者必用奇胜”，“此皆诚壹之所致。由是观之，富者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感叹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28]真知灼见的智慧光芒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暗淡。
若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在社会各范围内蔓延开来，民间经济繁荣，地方自治得到强化，势必影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格局。集权专制的古代中国，缺乏市民自治的基础，民间经济繁荣存在反复性，时好时坏，权力集中的政府干预与民间经济自由不断碰撞。治乱循环的怪圈实际上正是古代中国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治理模式的必然结果。两千余年的错误，其机会成本不可谓不大。
（三）唐宋的虚胖期:神童财长刘晏与变法宰相王安石的尴尬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29]“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安史之乱’是节度使和具有垄断权力的专使控制地方权力的新纪元的开端，……标志着创造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经济革命的开始。”[30]
《三字经》中讲，“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31]神童财长刘晏七岁的时候便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因作品文辞极佳而被赐予“太子正字”官衔。他自幼喜欢思考，怀揣梦想，脚踏实地，工作时成绩斐然，效果显著。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开始了一年多了，刘晏临危受命，担任了户部主管财政的副长官“度支郎中”；公元763年，叛乱稍平，结果百业颓废，民不聊生，中央财政大打折扣，难以为继，捉襟见肘。盛唐风采不再，民心动荡，朝廷威严受损，内政不稳，全国统一大市场支离破碎，各地方分裂态势严重。刚刚登基的唐代宗李豫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百多个孙子中的一个，他胸怀先王之志，头脑清醒，执政沉稳，一方面除掉咄咄逼人嚣张跋扈的李辅国，进一步稳固内政；另一方面，抓住时机出兵荡平叛乱余孽，维护中央权威。
齐桓公选择了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秦国统一大业得成；汉武帝选择了桑弘羊，得以借雄厚的中央财政实力完成自己的攘夷拓土之愿，开创汉武盛世之局面；而此时此刻的唐代宗选择了刘晏，在自己近20年的帝王生涯中重用刘晏而得以迅速改观窘迫的中央财政，避免政府陷入更大的混乱。
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握人事大权和财政大权，足见唐代宗对他的信任，也可以看得出唐代宗欲整顿财政稳固朝纲的迫切心情。刘晏没有令唐代宗失望，他清廉勤政且处事干练果决，主持财政达20余年，成为唐朝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高管。“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32]刘晏以桑弘羊为其老师与榜样，深刻思考，向桑弘羊学习，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家局势，沉着冷静，采取灵活巧妙的政府干预措施处理混乱不堪、百业凋敝的国民经济，修正自己的前任第五琦的弊政，积极补充中央财政。
刘晏对于国家盐政，一方面，以“私人民间自由生产·政府垄断收购·授权商人销售”的模式替代了原先的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成本，大幅度降低各级盐政机构支出，稳经济，促生产；另一方面，设立巡院，打击私盐贩卖，保障拿到政府经营许可证的盐商的正常活动。刘晏开创“常平盐”制度，以断绝商人投机囤盐之路，从而稳定全国盐价。“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33]同时，刘晏将前辈桑弘羊的均输和平准两大政府干预手段拿出来，对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刘晏特别重视市场信息，设置知院官，以供他随时掌握商品交易动态以及价格波动状态。中唐时期，中央财政摆脱捉襟见肘的窘境离不开刘晏的高明治理智慧，离不开他每日秉烛达旦的忙碌。
“从10世纪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的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两点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的朝代。”[34]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开始了其300多年的统治。统治高层对外委曲求全，用财富换取统治和平；对内，官商合一，授权经营，牢牢垄断产业经济。宋代工商贸易繁荣，金融活动日趋频繁，粮食产量激增，国家人口膨胀，国内市场统一，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纸币相继出现，冶铁、造船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远非前朝可比。后世的元朝、明朝、清朝三代在经济繁荣、企业规模、执政时长三个方面皆不如宋朝。
遗憾的是，官商权贵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宋代达到了顶峰状态，“买扑”与“钞引”等许可经营加重了私人民间对中央权威的依赖性，私人民间的商业组织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民财富迅速流向官商权贵集团的血盆大口，官商权贵在集权专制的体制内嗜血狂欢。中央集权专制愈演愈烈，宋太祖赵匡胤龙袍加身“杯酒释兵权”，解决地方自治之患，却带来了冗兵冗员这一巨大的中央财政负担；地方私人民间皆无力挑战中央权威，但是，中央财政越来越疲惫，国民难堪其重，社会矛盾激化，科技创新停滞，产业变革无望，极端化的寻租幽灵吞噬着宋代的繁华，将社会经济拖入泥潭。
公元1068年，面对一潭死水的现实，面对中央财政收入巨大却依旧入不敷出的悲剧，20岁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开始了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其长达17年的里程。但是，极端的年代，极端的政府干预，严苛的政府垄断，国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荡然无存，噩梦未曾离开，而且一遍又一遍被强制记忆。
王安石在财政体制、经济管制、科举教育、军队制度、农田水利等多方面入手；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三舍法等多管齐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将财政大权从原先分权的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重新归于一人，雷厉风行推进变法进程。短期之内，效果显著；时间一长，弊病再现。“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令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35]
二、历史的教训:经济自由是个大议题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刚刚即位的宋哲宗选择了司马光执政，废掉了王安石的新法。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的执政者并没有想出任何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建议来改变现状。政府干预思想继续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走向。古代中国的车轮停滞不前，却丝毫不会影响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一年，第一个“自由城市——比萨城”在意大利北部横空出世，市民开始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在此前后，不断有众多的丧失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农民脱离城堡庄园主人的管制，在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城市开始了对其个人幸福的不懈追求。城市市民自治的大幕在欧洲大范围拉开，经济自由的意识唤醒了生命的创造性力量，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以及社会法治而非人治的概念逐步成为共识。而古代中国却没能脱离其治乱循环的悲剧命运。
公元1086年，曾经在政府干预问题上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去世。斯人已逝，但社会顽疾未除，难以实现经济自由的国民的苦日子远未终结。
公元108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意大利，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独立自由的大学体制与经济自由的社会共识形成了对政治专制权力的平等钳制。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之路的开始，使得人类文明的钟摆从沉寂昏聩停滞的东方摆向了逐步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西方。
“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有一种内在的趋势，即力图毫无节制地发挥其影响，尽可能更多地扩张其影响范围，从而统治一切；不允许他人和事物在没有统治者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这是每个统治者秘而不宣的目标”[36]在古代中国，个人独立自由的价值始终徘徊在各级政治专制统治者的视野范围之外，而与奴仆无异的国民则跟龟兔赛跑里的那只兔子一样，在枯树底下酣睡了两千余年。自由商业文明夭折，市民自治精神无影无踪，国民民主选举压根就没有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过。
中国在宋代之后，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亿级人口大国。开眼看世界的意识在闭关锁国与思想控制的束缚下烟消云散。“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37]，“要想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38]“政府施行旨在使人民不能自由运用自己才干与资本的措施是一种犯罪行为”[39]；“经济决不能有国家来代表它的利益，这是必须弄清楚的。”[40]但是，政府干预思想的幽灵竟从未离开古代中国半步，自由制度赖以形成的基础被集权专制之人践踏得支离破碎。天下被打成一盘散沙，私人民间的力量是极权政治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清除得所剩无几。极权政治的统治者喜欢颁发旨意，进行顶层设计，并且称之为圣恩浩荡，这种极权逻辑在中国文明史上刻下了灼痛的烙印。国民素质不振，因果而已。
“更确切地观察说明，自然有机体无例外地显示出，它的各个部分对其整体确有令人惊异的功能；不过，这种功能不是人类计算的结果，而是自然过程的结果。”[41]“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42]研究古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是为了探究其现代价值，是为了寻觅经济自由的概念未能在中国传统中衍续的原因。现代文明的进程里，东西方都在参与着。东方之一的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令世界瞩目的整体配套改革，成功了，其成就的影响力至今不减。拥有亿级人口的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也将大踏步拥抱世界政治经济文明。今日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不断声明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民拭目以待，世界拭目以待，历史拭目以待。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43]“由基督教和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44]“人们未经任何政府或者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是自由主义思想胜利的一个征兆。”[45]经济自由是人类追求幸福这一最原始的欲望的根本保障。人类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了选择，诞生了人类文明，铸就了人类历史。
三、当代中国:政府干预思想阴影下的市场经济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在繁荣的命题上，中国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后发国家，今天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层面相对滞后，其原因不在于起点的滞后，而是过程的滞后；发展过程意义上的中断和摇摆，才是中国经济的病症。”[46]吴晓波先生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中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47]“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够释放个体和企业的自由和机能，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个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48]
在经济思想史的脉络里，政府干预思想和自由放任思想是永远绕不过去的两个关键点。古代中国绵延了两千余年的极权政治。当代中国如何抉择呢？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往事虽随风而逝，但思考永存，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权力是被宪法与法律严格限制的。宪政法治、人权至上、经济自由、学术独立、司法正义、机会平等、民主选举的现代政治经济文明里，人人按其本性追求财富、追求自由、追求梦想，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无改造之权，亦无改造之理，更无改造之能，法无授权即禁止。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光明且充满了希望的；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进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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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汉娜·阿伦特说过，“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抵达纵深。”（《过去与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本篇探究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的文章，是以管仲、商鞅、司马迁、桑弘羊、刘晏、王安石、亚当·斯密、托克维尔、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汉娜·阿伦特、梁启超、韦森、陈志武、黄亚生、周国平、吴晓波等前辈们的真知灼见为起点、为线索、为引导而完成的。古代中国，浩浩荡荡两千余年，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两大思想在历史长河里碰撞激荡，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人，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能力，what we think, we become.
本篇文章是个人生活、学习、阅读和思考历程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性写作。虽然有众多前辈的帮助，但是我对自己的文章负全部的责任，任何失误都与别人无关。
布拉马普特拉河·王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