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生梦死的嘉年华
我想从电影《嘉年华》谈起。谈什么？女人和孩子。这不是篇只谈论电影的文章，也不单单延伸电影反映出的问题，而是关于女人和孩子的思考。
先说电影。《嘉年华》讲的是一个关于性侵儿童的故事，副线里还有对一个女孩的命运的描述。某个会长带着两个女孩去开房，半夜时会长强进两个女孩的房间，前台女孩用手机从监控视频那里拍下这一场景。后来，查出两个女孩被性侵了。然后各种人物都上场，我不赘述，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两个女孩，两种家庭，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个事不关己的女律师似乎都比他们任何一个人更关心女孩所受的伤害。
里面有个平淡的场景，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生活的久了，会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其中一个女孩的父母去见另一个女孩的爸爸，想和他商量和解的事，会长愿意把两个孩子以后的学费全包了，那个爸爸没同意。一个寻求公道，一个以利益衡量，中国人的生活惯性被掀开了丑陋的一角。那位想和解的父母这样想：把那个犯罪的人关进监狱又怎么样？依然无法弥补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倒不如实际点好。那个爸爸对公道的平淡追求中让我感觉到了面对权力时的无能为力，整部电影几乎都漫溢着这种平淡，仿佛为权力遮丑，其实在为普通人控诉。
以前听我妈妈说起过一件事，老家有个女的，不顾家人反对，嫁到了外地，某天，男方家人通知女方家人，说，女人出事了。他们去了那里，发现女人死了，鼻青脸肿，死前挨过一顿暴打。女方家人知道男的酗酒有家暴倾向。问女的是怎么死的，自杀。女方家人不信，他们觉得是男的打死的。他们开始闹。我问我妈后来怎么解决的。妈妈淡淡地说，能怎么解决？赔钱呗。说实话，我听完并不奇怪，对国人来说，任何一种伤害都有一种万能的弥补方式，每一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也都有一种通行无阻的解决方法。
在这片“娼”盛的大地上，究竟什么人在受苦？我们会觉得是底层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最基础的保障，我们会觉得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只能在这片土地颠沛流离，我们会觉得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依然会被罪恶的黑手扼杀，我们甚至会觉得是上层阶级，因为财富在摇摇欲坠。这都无妨，在中国，同情一个人都会被当做一种病来收费。我觉得一直在受苦的是女人和孩子。
大概七八年前，我去澡堂子洗澡，北方的澡堂子都是一群人脱光衣服，一块泡澡淋浴，那时人少，我边脱衣服边听旁边两个赤裸裸的操外地口音的两个人说话。听了一会子，我明白了，那两个是妓院老板。一个抱怨说，从外面弄来的女人不好管，他那里有个女的，刚弄来几天，一不留神就跑了，另一个眯着眼，下巴上一坨肉往外凸，他笑着说，你不懂怎么管，我那里的，你去问问那帮娘们，有哪个敢跑，跑把她的腿砸断。然后两个人又继续闲扯。而我，在几年之后才渐渐明白。
再说一个事，我在老家有个我四五岁时一块玩的伙计。没多久，我跟着父母进了城定居，他在老家，我们没联系了，他长大后的事都是听我爸妈说的。他大概连初中都没毕业，他妈妈跟别人跑了，他爸是一个二流子，他去外面打工，在饭店里，不爱和人说话，后来，他跑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那时，我突然明白，一个再小的孩子都会有苍老的感觉。
任何人的不幸都不能微不足道的一笑而过。女人的不幸是在往下一代输送绝望，孩子的不幸则是实现绝望。男人在做什么？鲁迅曾把男人分为两类，“父男”和“嫖男”，现在看来，中国男人是“嫖男”居多，负着上一辈的教诲，生儿育女，结果却是只管养大，教育，那是归孩子自己的事。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的娜拉的出走是一个象征性的开始，过去，人们老是断言娜拉走后该如何活下去，现在，人们该想的是娜拉回来了该怎么活。英国作家戈尔丁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女人自称和男人平等真是太傻了，因为一直以来，女人都比男人优秀。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你都会得到更多回报。你给她一个精子，她给你一个孩子。你给她一个房子，她给你一个家。你给她一堆食材，她给你一顿美餐。你给她一个微笑，她会给你整个心。她会使你给她的东西放大或增倍。所以，如果你给她任何废话，那么就请你准备好收拾成吨的垃圾！
戈尔丁的话并不过分。我几乎在所有男人身上都感觉到一种性别的优越感，相对于孩子，成年男人还有一种年龄上的傲慢。大多数时候，难以分清某些行为是男人的共性，还是中国男人的特色，不过，喝酒吹牛，不要脸似的胡搅蛮缠大概是中国男人特有，就连一无是处的青年们也似乎很喜欢那种懦弱的肆无忌惮。
我们的孩子情况也不会太好，受虐，猥亵，性侵，辱骂，殴打，成人世界的罪恶一股脑儿地往孩子身上泼洒，而成人呢，还带着一种骄傲感，混杂着演讲家般的热情，对渐生怨气的孩子进行叱骂的教育。明明是无耻的辱骂，非要说成富于温情的训话；明明是冷漠的暴力，非要认为是对其意志的锻炼；明明是贪婪的掠夺，却还觉得是上等的馈赠。中国孩子在受苦，被爱的中国孩子在未来会让下一代中国孩子继续受苦，因为他们教会孩子的爱是对别人人格的践踏。记得看蒙克的那幅叫《呐喊》的画，总感觉他喊的是鲁迅百年前喊出的话：“救救孩子！”
坦白地说，我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有人不喜欢批判，觉得批判使人走向极端，其实错了，批判是对一个社会最好的称赞，允许批判是一个社会建立希望最好的方式。最后，我觉得还是以加缪在《鼠疫》中话来结束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