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去哪儿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散佚探因之三

文｜心路独行

今天谈中国古代文献都去哪儿了，说说文献散佚最后两方面的原因：

四、近现代外国列强的侵略的影响。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国门，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列强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洗劫更是罄竹难书。英法联军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北京，抢走圆明园中大量的文物典籍，并将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辉煌建筑付之一炬。

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肆行杀掠，抢去珍贵图书甚多，仅以《永乐大典》为例，原本一万二千册，光绪初年尚有五千册，庚子以后，仅剩六十册，几乎全被帝国主义侵略军抢去。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学者也以游历、访问、考察、探险和传教为名，深入我国内地对古籍进行大肆地搜购并将其运到国外。

例如有名的敦煌石室的写本、刻本古书，是我国的文化宝藏。但是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先后来到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日也……斯氏已得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

据调查所得，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七千卷左右，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千卷左右，日本则有两千卷左右。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近代史是并不鲜见。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十四年的血雨腥风，日军占领我国大部分城市，所到之处，大小图书馆及私家藏书，无不遭受严重破坏。如“一二·八”淞沪会战，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炸，几十年所搜集的珍本善本，一齐化为灰烬。1940年元旦，日军攻入大别山金寨，将安徽省图书馆付之一炬。我国学者柳亚子先生有志于選述南明史，积累了大批史料，日军占领香港时，全部损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五、个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自从产生私人著述以后，也就形成了个人著述的思想观念。

古人进行著书和保存书籍的动机和指导思想非常复杂，有时就会影响到史籍。如古代儒家重要的典籍如《尚书》、《诗经》和《春秋》等，固然为后人保存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古代的典籍也由于受编辑者的指导思想影响，许多珍贵的材料在编辑的过程中被丢弃了。

司马迁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形成了后来的诗三百。班固认为，《书》也是孔子编订的，“故《书》之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刘知几亦认为“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

至于《春秋》孔子则以鲁史旧文，用的是“笔削”的方法。无论这些典籍是不是均由孔子删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受到了大规模的删减。所删内容当然基于作者的个人观念，如孔子著春秋，就是想借“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对鲁史中与此目的无关的事迹多不书，因此被王安石讥这为“断烂朝报”。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亦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9](《司马迁传》)若不是他的外孙杨恽将其公诸于世，后人恐难以见到这部“史家这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古代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在这三者之间，古人往往只重前项，而视“立言”为“雕虫小技”。如东汉的班超丝毫瞧不起干文字这一行业，高呼“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来投笔从戎。三国时的曹植虽然文才出众，但他的理想是想“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将文字之功看得很轻。

另外，在古代还存在重德轻艺的思想，使人们对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不够重视，导致了这类书籍的灭亡。例如秦始皇焚书时并没有烧掉“医药、卜筮、种树”方面的书籍，但是后来这部分书籍绝少流传，就是受“重德轻艺”思想的影响。

个人思想观念对书籍存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讨论起来极其复杂，除上所论，张舜徽先生还提到“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朴实说理的书籍容易疏忽，从而促使这一类图书的散失”，再者“由于藏书家过分看重书籍，深闭固拒，不肯借人阅览，以致湮没散佚”。

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大多历经劫难。对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我们坚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会发明出更多更好的书写介质，提高古籍保存的民族意识，使这些珍贵的遗产发扬光大，永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