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史大纲》（21）

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这就好比撒把种子，任其自由生长。杂草还行，想要结成丰满的稻穗，怕是不容易。

于是，养废了一茬又一茬。继续养。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莫名地，这一小段我读出了鲁迅的味道。但凡沾上这种感觉，也就意味着不是什么好事。

文化水平和忠君爱国确实不能划等号。欠缺爱国教育的高知，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的。

我没有贬低文人的想法，相对于武将，多数文人共有的优势之一，是懂得如何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皇帝最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皇帝最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对于真宗来说，在哪个城市当皇帝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继续当皇帝。名声怎么来没关系，问题是有没有名声。所以，封禅这么神圣的事，被真宗玩坏了！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

终于，等来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揭开了宋朝变法的序幕。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变法的主导者分别是范仲淹和王安石，真实想变法的，实际上是站台的仁宗和神宗。

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迨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

比如仁宗，这种神操作，等于逼着范仲淹当场交作业。

对比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庆历变法十事疏：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熙宁变法的重点：青苗、均输、市易、方田、免役、保甲、保马。

熙宁变法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

两次变法风格不同，范仲淹温和而显力不足，王安石强硬而偏于激进。结果没变，都以失败告终。而范仲淹的风评远远好过王安石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同样拿来做比较的是仁宗和神宗。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帝王的庙号并不是瞎给的，“仁”和“神”都算是不错的评价。

仁：蓄义丰功曰仁；慈民爱物曰仁；克己复礼曰仁；贵贤亲亲曰仁；杀身成仁曰仁；能以国让曰仁；利泽万世曰仁；率性安行曰仁；功施于民曰仁；屈己逮下曰仁；度功而行曰仁；宽信敏惠曰仁；爱仁立物曰仁；体元立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教化溥浃曰仁；慈心为质曰仁；惠爱溥洽曰仁。

神：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就两次变法内容的本身来看。

范仲淹更多带了些中国古代文人中庸的色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万事万物都应循序渐进，一环扣一环。假如把仁宗换成神宗，真有可能把变法坚持下去。历史没有假如，仁宗的个性如此，虽然想做，看看反对声音挺响亮，就放弃了。于是范仲淹背了个锅。

王安石则撇开之前的铺垫，直入要害，于是所有当官的、有权的、有钱的都痛了。更要命的事，没钱的也痛了。因为变法始终是需要官吏一层层去推进的，而中间环节的猫腻实在太多，以至于好好的“青苗”几乎演变成“国家强制借贷”，种种改革举措隐隐有了为国家敛财的迹象。

充盈国库必定是变法的目标之一，但绝非初衷。架不住神宗喜欢这个，所以王安石两次罢相，变法的各项措施依然持续，直到神宗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