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的理想与维持 ―读《明史讲义》

2018年3月2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本该是临月观灯欢歌笑语，可天黑着，八点过后，一道闪光划过夜里的天空，不多久，传来炸雷的响声，春雷第一声，片刻之后，雨下了下来，有些急，有些大，少年朋友在日记里写下：

“几分钟前下起了大雨，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声雷——今年的第一声春雷！惊蛰提前了，雨下得更大了。刚刚又有一场春雨。或许明日上学时，楼底灌木的叶子上又会多一条虫子，学校的花坛中又会多一片嫩芽。啊！生命的气息！”

确实，惊蛰在3月5号，还有几天，春雷提前打响了。

少年朋友对今年的第一声春雷充满了情感，先前在南方没有这么关注过，也许是在冬天冷过之后对温暖天气的一种希望，毕竟，在南方呆习惯了，回到家乡寒冷潮湿的日子不好过，感同身受。

同样是一声雷，如果出现在冬天呢？冬眠蛰伏在泥土里的动物会不会提前醒来，从洞里伸出头来看到的是冬天冷冰？

冬天的雷，不是没有：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绝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冬雷震震夏雨雪，”这种逆天的行为一下子把年轻人的心撞击了，想起年轻时，曾遇到喜欢的少女，不知道如果去表达情感，偶然中读到《山无陵》，为之惊叹，末路之时，思考容不得胆量，所以诗只是诗，希望于远，然后却把生活是在现实中维持波澜不惊。

年前已经立春了，在做些文章的资料时，由屈原突然想到其他在历史上几个改革人物的命运，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其时其力也强，其结局都不是太好。

相对于各自所处的时局，屈原是有些理想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想了很多，却没有找到时局的解决方法，而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基本上是现实的，作为帝国的官僚，面对帝国的危局，以一人之力去扶倾，其中除了王莽做了短时间的皇帝，商鞅被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死后被抄家。

想法一旦露出了念头，如春天里野合的情人一样被勾了起来，终成了不佛，放不下，只好去看书，或许能解开尘埃。

春节期间，把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传》找来看了，还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

翻书一读，才发现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借口宰相胡惟庸叛乱，大开杀戒，把原先属于帝国宰相的行政权拿到手。帝国原本董事长和CEO是分立的，一个是决策，一个是执行，小农出身的朱元璋不放心聘请来的职业经理人CEO，总担心职业经理人搞坏，找个借口把CEO干掉并取消CEO这个职位，然后自己是帝国的董事长兼CEO。

帝国不是小作坊，做了帝国的CEO，大事小事鸡毛蒜皮的事扯皮拉筋的事都要作为公务处理，皇帝又忙不过来，就搞了几个高管（内阁大学士）做顾问

这种的好处是皇帝自己掌管了所有权力，是彻底的家天下，不好的地方是遇到不肖的子孙当董事长兼CEO，富二代不是那么敬业，贪玩不想管事的话（游龙戏凤里的正德帝喜欢封自己官，然后在皇宫里开市场做小买卖；魏忠贤时代的天启帝，喜欢木工胜过皇帝职业，就麻了，还好，宋明的理学给帝国带去那么几个尽职的高管，长时间以后，明朝的土壤破坏了，再也长不出尽职的高管来，帝国的命运也就差不多了。

明朝万历皇帝(谥号神宗，朱翊钧)，9岁上位(1572年)，在位48年，前面10年有老师张居正帮助他操持大局，张居正估计对万历帝也是有些严厉了，张居正刚离去，万历帝青春期的叛逆疯狂地成长，简直暴发了，他敬爱的老师尸骨未寒，万历就着人抄了他的家，要不是他对敬爱的老师恨到极点，断然不会如此，真是造反派的祖宗啊！

没有老师的管教，万历皇帝开始过上个人自由愉快的生活，“从此君王不上朝”，三十多年不理帝国政务，“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中华书局孟森《明史讲义》P229），万历帝也不是完全不理事务，“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则无奇不有”（中华书局孟森《明史讲义》P231），“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中华书局孟森《明史讲义》P216）。小农出身的帝国董事长兼CEO万历帝三十多年不管国家事，每天尽想搜刮天下钱财归己有，帝国还在维持着运行，帝国三十年没有皇帝也还可以，大明国离开了皇帝一样转，没有伟大光明也一样生活。

万历的怠政，到了他的儿子天启也没有想过做皇帝，迷恋上了做木匠，“帝性机巧，好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中华书局孟森《明史讲义》P256），满族人在关外打得热火朝天，天启将国事付于魏太监，匠心于木工。

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帝芒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不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促其一线仅存之命”（中华书局孟森《明史讲义》P273），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崇祯帝亲信的太监跑去先把城门打开，一大早崇祯帝自己跑去敲钟升朝，结果没有一个官员去，就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殿之上，没有办法，他转身上了煤山。

从明朝一隅，不难看在中国的历史上，造反革命要比途中改革来得容易得多，一改革，总有七七八八的人想着自己的利益（小农也不容易，想着也正常），找出七七八八的理由出来反对，改革的结果是功亏一篑。

躺着肯定比做事要舒服，一切都在维持，维持不出问题，当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维持不去了，有人乘势起来造反革命，将社会打得个粉碎，再重新进入下一轮的往复维持。

当然，这种维持是由中国的社会性决定，中国的社会长久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期盼着上天的风调雨顺，好能多收上三五斗。

农耕社会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对二十四节气掌握得滚瓜烂熟，除了勤苦劳作和省吃俭用外，人的作用和决定程度很小，不会像商业社会一样为了财富目标去冒险，也不会像工业社会一样为任务目标而坚持，一切都仰仗于天的恩施，对于天是没有办法的，感觉不到人的力量，也就比较容易满足。

人心的容易满足给农耕社会带来一个简单而稳定的状态，“几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这种温暖的环境里，中国人的愿望大概就这么多，比较容易达成，也有点满足。

中国人在小家的温暖中赖活着，维持一天算一天，然后有点小期望。

愿望是有自己的欲望在里面，愿望都是好的，愿望不同于理想，理想有两种含义，一是对未来美好的想像，二是对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理想是一种对目标近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怀。

在中国的读书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宗教信仰情怀的献身精神。要么为虚名，要么为私欲，要说有点献身，多数也是无赖式的“拚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一种欲望，把皇帝拉下马然后自己去当皇帝的欲望，那怕是几天十几天，过把瘾就好。

中国的读书人也不是一直没有理想，小时候有点理想也会被当头一棒，“好高骛远”，将理想打得个粉碎，长大了有点理想而且坚持去做的人要么自己成了神经病，要么是社会人眼中的神经病，总规有些不太正常。

愿望总是有的，理想则根本不存在，有些想法还是寄托在上天的清醒。

1839年，已亥年，龚自珍辞官南归的路上，写了下面的一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愿望还是看天气，雷再响也没有用。

72年后，1911年10月10日，中秋节过后第四天的夜晚，在武昌，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辛亥就革命了。

历史有时候看起来很复杂，然而又是那么的简单。

破损的瓦罐在最后一刻瞬间碎了，再做起来的还是一个瓦罐，从来不会想到瓦罐以后的事情。

温暖乡睡觉的人对雷声的惊动向来是无动于衷，照样得睡过去，习惯了。

第一声的春雷，在每年的惊蛰前后响起，苏醒的是冬眠的虫子。

2018-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