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偶像世家的洒脱和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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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三世纪前后，在华夏文坛，活跃着两个文学偶像天团，分别是“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前者以建安风骨著称于世，后者凭借名士风度流传千古。

而在这两个天团中，阮家占据了三个名额，分别是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以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阮咸。

其中，阮籍是阮瑀的儿子，阮咸是阮瑀的孙子，而阮籍和阮咸则是叔侄关系，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本来这个名单还有希望继续扩充，因为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流潇洒颇有其父的风采。可他的文坛偶像之路却被父亲阮籍坚决的制止了，这究竟是何原因？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桩公案。

02

先说说第一代天团成员阮瑀。

阮瑀出生在公元165年，家乡是陈留尉氏，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阮瑀年轻的时候，曾经拜同乡的文坛大家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世。

受恩师蔡邕的影响，阮瑀颇有一些道家思想倾向，加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令阮瑀产生了隐居避世、不愿为官的出世思想，而这种出世的念头也一直贯穿在此后阮氏家族的历史中。

相传，后来曹操请阮瑀出来做官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多次征召未果，阮瑀竟然躲进了深山。

曹操也不含糊，竟然仿效起当年晋文公烧山的举措，好在阮瑀虽然想当隐士，毕竟不愿成为被活活烧死的介子推，他终于走出山林，勉强出仕。

除了阮瑀以外，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几位，也先后被曹操罗致门下。

看上去曹操这种求贤若渴的诚意，堪比刘玄德的三顾茅庐。

但把这些才子聚至麾下后，曹操却没有能够才尽其用。这与曹操对建安诸子的矛盾心情有关：作为文学家，曹操爱惜他们的才华；但身为政治家，又不满他们恃才放旷的性格。

如此矛盾心里的结果是，建安诸子并没有在曹操那里实现自己的鸿浩之志，对不起，是鸿鹄之志，而是常常充当陪侍之臣，周旋在曹丕和曹植兄弟的宴席中，留下了大量娱乐性质的诗词歌赋，这与他们追随曹氏父子的初衷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建安诸子和曹操的分歧日益明显，其中个性最鲜明的孔融，因为多次触怒曹操，在公元208年，被曹操以不孝的罪名杀掉了。

孔融的死，对建安七子的其他几位触动极大，尤其是对于本来就志在山林的阮瑀。

三年后，阮瑀在跟随曹操出征马超的路上，途径商末周初的二位隐士伯夷和叔齐隐居的首阳山，阮瑀触景生情，写下了《吊夷齐书》，盛赞伯夷叔齐，并表达了深深的向往之情。

据说，这篇文章让曹操很不爽，毕竟曹丞相期待的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盛况。

你阮瑀既然已经被召至我的麾下，却去膜拜这两个隐居在首阳山，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隐士，到底是几个意思？

就在这一年，阮瑀的官职从五品的军谋祭酒被贬为了七品仓曹掾的下属，只能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芝麻官了，这次贬谪应该与《吊夷齐书》的影响不无关系。

第二年，阮瑀去世，终年四十七岁，死因不确，阮瑀也成为建安七子中，继孔融后第二位离开人世的。

而比阮瑀更懂得韬光养晦，更会迎合曹操的其他几位才子，也并未得到命运的眷顾。仅仅在阮瑀去世的五年后，建安七子中的其他五人，便全部死于一场瘟疫。

他们的才情与抱负，他们的抗争与妥协，就此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

03

父亲阮瑀去世的时候，阮籍只有三岁。

在清苦的家境中，阮籍通过勤学而成才，他的天赋异秉，八岁就能写文章，同时也遗传了父亲阮瑀不贪慕荣华富贵，深藏功和名的特质。

但和身体孱弱的父亲不同，除了习文之外，据说阮籍的武功也颇为了得。在《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听起来应该是一个练家子。

而相比于父亲，阮籍也具有更强烈的建功立业 、平治天下的意识 。一次，阮籍登上广武城，观看当年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交战的遗址，放出了一句很狂妄的狠话：“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意思是说，一个时代没有英雄，才会让小人成名”。

这里的小人，究竟指的是项羽和刘邦，还是与阮籍同时代的人们，至今还众说纷纭，但阮籍内心怀有一颗英雄的梦想，应该是不需怀疑的。

可随着阮籍的年纪渐长，曹魏的政治局势变得极为复杂，他的英雄梦想也就变的黯淡起来。

司马氏崛起，不断挑战曹氏的权威，而且优势日益明显。

对司马氏集团极为不认可的阮籍，只能效仿父亲，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拒绝出仕或勉强出仕的拉锯战。

第一次，是在公元242年。那时正是司马懿和曹爽明争暗斗的时候，属于司马懿阵营的太尉蒋济准备征辟阮籍做自己的掾属，阮籍写信婉拒。蒋济勃然大怒，还迁怒于阮籍的朋友，在乡友亲属的苦苦相求下，阮籍勉强答应出仕，但很快又称病请辞了。

第二次、公元247年，阮籍又一次被征辟，这一次召唤他的是曹氏集团的曹爽。阮籍虽然倾向曹氏集团，但也预感到曹氏集团的前景不妙，不想因此得罪司马家族，于是阮籍继续装病，谢绝了征辟。

果然，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被司马懿所杀，魏国大权落入司马氏的手中。

阮籍对此深感不满，但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把读书，旅游与喝酒当成主业，或者干脆就保持沉默。

从公元247年到公元263年，阮籍和山涛、向秀、嵇康、王戎、刘伶以及侄子阮咸七个人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为世人所称道。

虽然这片竹林是否真的存在，今天已不可知，但七人偶像天团的影响力还是货真价实的。

可惜，再潇洒隐逸的生活，也无法掩盖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曹氏集团日益被司马氏集团架空的大环境下，身为公众人物的“竹林七贤”必须明确表态，到底是继续忠于曹氏集团，还是转投司马氏的麾下？

在这个问题上，竹林七贤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年纪最长的山涛，抱着积极入仕的态度，选择了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而嵇康则在山涛引荐他入仕的时候，写出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旗帜鲜明的明确表达不与司马氏合作的立场。公元262年，嵇康被司马氏集团找了个借口杀掉了，名曲《广陵散》至此绝于天下。

阮籍没有嵇康那样誓死抗争的勇气，只能接受司马氏的征召为官，却也不甘心为司马氏献计献策。

于是，阮籍一边继续喝酒买醉的生涯，一边和司马氏周旋，慎言慎行，他的谨慎程度甚至让司马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然天下之至慎者,其为阮嗣宗（阮籍的字）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评论时事，臧贬人物，可谓至慎乎! 

在司马昭看来，天下应该没有比阮籍更谨慎的人了，称赞之中也带有几分揶揄。

谨慎归谨慎，内心的纠结却还是挥之不去。据说，阮籍有时自己驾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车没法走了，便痛哭而返，留下了“穷途恸哭”的典故，身不由己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263年，司马昭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写封《劝进表》，目的就是给他个台阶，劝他受封晋公。

当时阮籍受命执笔，为了逃避这个差事，阮籍酩酊大醉了好多天，可还是没有躲过去。只好挥笔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虽然依然是文采飞扬，但却显然是违心之作。

写完了这篇《劝进表》仅仅两个月左右，阮籍就在纠结和郁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四岁。

04

第三位是阮籍的侄子阮咸，虽然人也在竹林七贤之列，但阮咸的存在感并不强。

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和文字极少，但却融合了几位竹林七贤中长辈的特点 ：

他生活放荡不羁，这一点很像叔叔阮籍；他精通音律，七贤中只有嵇康可与他匹敌；他还嗜酒如命，甚至不在刘伶之下。

虽然阮氏家族的人都能喝酒，但阮咸喝起酒来还是显得格外惊世骇俗。

一次，阮咸到同族人当中聚会，大家一起围坐，面对面痛饮。当时有很多猪也来喝，而阮咸却毫不在乎，就与这群猪一道喝酒。各位兄弟都认为阮咸放任旷达，实在是酷毙了。

晋朝建立后，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说他如果处在任人的职位最为合适。晋武帝却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便弃用了他。

此后，阮咸又因为精通音律，被一位掌管音乐的高官嫉妒，把他调出京城担任始平太守。后来，阮咸无疾而终，卒年不详。

05

回顾阮氏的三代文化偶像：深藏功和名的阮瑀、离经叛道的阮籍以及放浪形骸的阮咸，不仅让当世之人为之倾倒，也被千百年来的人所敬仰和羡慕。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甚至因为仰慕阮籍，把自己的字改为梦阮，而且在塑造贾宝玉的形象时，将阮籍作为重要原型之一。

可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会发现，在他们超然物外、亦歌亦狂的言行深处，其实有着深深的无奈和悲凉。

在那个王朝频繁更迭的时代，阮家的几代才子，意愿不能自由表达，才华不能充分施展，甚至连隐居避祸也不可得，除了借着几分酒力，表演一番行为艺术，又能如何呢？

于是，当性格风采和父亲极为相似的阮浑，也表达出要效仿父亲和兄弟加入“竹林之游”的意愿时，阮籍长叹一声，对阮浑说：

仲容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仲容是阮咸的字。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你的堂兄弟阮咸已经入了“扮超脱”这个坑不能回头了，你就不要再踩进来了。

身为父亲，阮籍苦口规劝儿子不要重复自己的老路，这种自省精神还是颇为难得的。

在阮氏的后人中，阮瞻、阮孚、阮放和阮裕等人都在晋朝担任过不低的职务，虽然依旧好酒、依旧放旷，比如阮孚还留下了“金貂换酒”的著名段子。

但至少阮家众人还是有所克制的，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在恃才放旷的路上走的太远。比较平顺的度过了乱世。这或许与阮籍等人的反省不无关系。

总结一下：魏晋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阮氏这样一个特别的家族，他们天真自然的放诞行为，玄虚高远的玄学精神，以及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但阮氏家族得以延续，仍然还是得益于一定程度的内省和克制，很多后人简单的将阮氏的家风理解为纵情诗酒，放荡不羁，显然是流于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