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 |《独裁者手册》
《独裁者手册》真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对政治丝毫不感冒的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倒不是说对政治有了多么透彻的了解，而是这本书表达的很多观点投射到其他领域，也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两位作者在第一章就基本阐明了主旨，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社会，其实都是一样的政治动物；他们所关心的不外乎两件事：一，如何夺得权力；以及二，如何保持权力。说到底，人都是自私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的更好，而政治也是这般。
领导人之所以成为领导，是因为有人支持他；而为了让人支持他，他必须给予对方想要的。要得到权力，就要令到现有的既得利益者都站在自己的一方，才有机会改变权力的分配。独裁社会里面，夺权者要拉拢既得利益者当中的某些成员，并且制造了一定预期，令他们相信自己将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利益，换取他们的支持。不过，反正是公家之物，别人之财，慷他人之慨又有何难？
权利从何而来？
从图里可以看到权利生成的架构大概如此，底层是拥有选举权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实际选择人集体则往往是议员/代表，而致胜联盟则是更少但是更重要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是财务部长军事部长。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需要牢牢的抓住致胜联盟的成员，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回馈利益。我们假设一个集体的利益是有限的，人均获益=总利益/人数，所以领导人会减少自己致胜联盟的人数，以让每个成员都能够得到丰盛的回报，而不至于背叛。
本文作者提了五个基本法则，可让领导人在任何体制下获得成功：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之后的章节中，围绕这三种人群和五个法则，作者举了很多例子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就像我以前会疑惑为什么就算科技这么发达的现在，还是会存在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领导人为了达成自己统治的目的，限制了国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今天铺的每一条路，都可能是未来革命军推翻政权时的捷径。
更多观点请参见读书笔记：
----------------------------------------------------
引言统治的规则
本章从美国一个小城市：贝尔市的政治丑闻说起，介绍贝尔市的市长：罗伯特·里佐
通过购建支持者小联盟，从而在这个城市大肆敛财的故事。所以本书认为，独裁者的统治逻辑就是这样：
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
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市那样。
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第一章：政治的法则
为了正确理解政治，我们必须修正一个特别的假设：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领袖们能够独自领导。（所有独裁者都是需要一个核心的幕僚来帮助他做事情的，所以构建这个忠于自己的小联盟致关重要。）
对领导人而言，政治情势可以被分解为三种人群：名义选择人集团、实际选择人集团和致胜联盟。
名义选择人集团：包含了所有在选择领导人时至少具有某些法定发言权的人。在美国，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选民，即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公民。
实际选择人集团：真正选择领导人的是这个集团。在沙特阿拉伯的君主政体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级成员；在英国则指的是支持多数党议员的选民。
致胜联盟：最重要的集团。它是实际选择人集团的一个子集，构成了一个致胜联盟。他们的支持对于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
根本上讲，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我们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权力。设法利用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统治的行为、艺术和科学。
领导人有5个基本法则可用于在任何体制下获得成功：
法则1：让你的致胜联盟越小越好。
法则2：让你的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一个很大的选择人集团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让不可或缺者时刻谨记必须保持忠诚、规规矩矩，不然就会被别人取代。
法则3：掌控收入的分配。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的财富估计高达40亿美元，尽管他统治着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几乎全球垫底的国家。
法则4：支付给你的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
法则5：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当债务超出了偿债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致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第二章：上台
本章从领导人上台的角度，来解释上一章提到的三个维度和五个基本法则。
本章讲了很多故事，基本上都是印证了：如果反叛要成功，通常都是需要原有政府领导人无法构造忠诚的致胜联盟导致的。而这一点具体的原因，可能是财政危机或安全危机。
财政危机：领导人没有钱了。比如由于自然灾难，造成税收减少。比如俄国政府禁酒，造成税收减少1/3，沙皇很快就没有能力继续收买忠诚。结果就是他的军队拒绝镇压罢工群众和示威者。
安全危机：如果领导人因为身体原因快挂了，致胜联盟就会由于安全感缺失，需要寻找新的同盟者。
第三章：掌权
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与维持大权所需的本领完全不同。
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不光是国家领导人符合这种规律，企业的CEO也一样。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实际选择人集团很多时候就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董事会成员因为拥有多数公司股份，加上上市公司的限制，CEO
很难构建致胜联盟。不过，本书中的惠普公司 CEO 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 CEO 菲奥莉娜 通过并购重建董事会成员，以提高致胜联盟的例子。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成功的领导人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当然，有些时候拥有一些能干的顾问是必不可少的。拜占庭、莫卧儿、中国、伊斯兰王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君主想出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方法来防止这些顾问成为敌手：他们全都在不同时期仰赖宦官。
第四章：窃贫济富
本章主要是讲的如何获得金钱。政治的5个基本法则中，第3条就是获得掌控收入的分配。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金钱，就无法构建致胜联盟。在这方面，书中提到了一些办法。
继承财富
对于民选国家，财政可以从上一任领导班子中获得。但对于独裁者来说，通常这部分金钱是保密的，所以比较难找到。所以，「知道钱在哪里」在独裁国家尤其重要。利比里亚在多伊被推翻后，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源控制全国，每个派别在小范围内收买支持者，所以全国陷入了内战。
征税
征税面临三个限制：第一，征税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热情。第二，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第三，收税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收税的成本限制了领导人能够榨取什么并影响到征税方法的制定。一般来讲，第一点限制了独裁国家的税收，第二点限制了民主国家的税收。
有效的税收要求人民有工作积极性，但如果人们被剥夺了诸如与同伴一起集会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将无法有效地生产—言论自由使得人们可以谈论思考很多事，包括如何建设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减轻政府管制对工人造成的压力。
开采资源
相比于征税，直接从自然资源中获得财富要容易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地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但是，因为基本法则五，所以这些钱并不会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容易发生内战，比资源稀缺国家更具有独裁性。
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可以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石油反倒给领导人提供了将这些问题故意变得更糟的政治动机。
借钱&债务减免
通过向别的国家借钱或债务减免来获得财富，这通常都伴随着一些政治条件的交换。
现在借债之所以很有诱惑力，是因为毕竟这笔债务是由下一任领导人继承。如此一来，现在借债也能绑住任何未来挑战者的手脚。
一旦“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赶不上偿债的成本，领导人就应该违约。如果他不这么做，总会有挑战者出现，提出来愿意这么做。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德国面临巨额债务，其中部分是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希特勒在这项债务上违约。这个决定大受德国人民欢迎，因为偿债的成本很高。
第五章：获取与花费
本章讨论可以把钱花在哪些地方，包括：教育、医疗、清洁的饮用水、基础设施建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独裁国家，领导人除了限制自由之外（这一点很好理解），也会限制教育、医疗或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都有助于推翻独裁者的统治。
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并不是说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可逆转，而是独裁者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就必定选择不去扭转。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并不是什么被迫忍受的灾祸。
不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领导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什么范围的教育才是适量的？对于那些依赖极少数支持者的领导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能太广泛，以至于普通人，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因受到教育而质疑政府的权威。
让劳动力大军保持活力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钱花在那些不是劳动者以及不是长期劳动者的健康上面毫无意义。
第六章：腐败使人有权
对于独裁国家，腐败是一种提供私人报酬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同时可以让动摇的联盟成员随时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对于民主国家，腐败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例如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例如为富人的一些健康问题提供更多研究资金、为富人提供更为温和的税收政策等。
富裕人群和共和党候选人总的来说赞成政府对癌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医学研究提供支持，这些老人恰好构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年龄层。
当独裁者通过腐败给予了致胜联盟合理的回报之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自由裁量的资金了。他可以把这个钱存在自己秘密的银行帐号上，也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过文章也指出，很多时候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腐败使领导人大权在握，绝对的腐败绝对会使领导人大权在握。
第七章：对外援助
对于独裁国家的援助，很多时候都进了独裁者的口袋，而援助国很多时候对此是知情的，援助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是：他在谋求某种政治交换。
历史记录表明，援助在拯救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援助为缓解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资源，它却为做相反的事创造了政治诱因。正如美国驻埃及大使（1994年至1998年）爱德华·沃克尔简洁表述的：“援助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条轻松出路。
援助只会帮助独裁者巩固权力和钳制自由。然而，人们为了使援助实实在在对穷人发生作用，就像凤凰涅槃般前赴后继。或者细想一下，也许就像西西弗斯，我们不断爬上同一座山，只是为了不停跌下。
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标准就是问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而不是问花了多少钱或挖了多少口井、建了多少所学校、为多少村庄通上电。
当私人提供援助，受援国政府要么必须和他们达成交易以获得提成—毕竟这对小联盟政权来说正是援助的价值所在，要么在缺乏此类交易的情况下对意愿良好的援助者进行敲诈。不管哪种方式，政府必须从行动中拿到自己的一份，否则援助者绝无可能顺利实施援助。
随着灾难程度上升，外国援助的规模也会随之加大。他的政治生存取决于收买少数人而不是保护多数人。
第八章：反叛中的人民
谨慎老到的独裁者都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申，只有那些愿意做真正肮脏勾当的人才适合盘算成为独裁者。心慈手软的人一眨眼工夫就会被人搞掉。
如果军队不对人民的抗议采取措施，通常都表明，独裁者的致胜联盟出现了动摇。「安全部队拿不准是否能保住长期的特权，拒绝镇压群众，两面下注。」这种做法使得安全部队最终是站在胜者的一边的，这是一种更为自保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是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统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
独裁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应对革命的威胁。他可以提升民主，大大改善人民的待遇，使他们不再想着反叛。他也可以加强专制独裁，让人民的境遇变得更加悲惨，同时一举扼杀人民造反成功的机会。
独裁者必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没有足够的自由，人民的生产力就不足，干的活很少；但如果给予他们太多自由，他们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
导致人民反抗的因素相对不那么复杂。领导人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提高人民的福利付出多少，决定了人民是否反抗。自由度水平决定了人民是否依照这些愿望走上街头。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
第九章：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对民主领导人而言，战争不过是达到对外援助想要达到的目标的另一种方式。对外援助收买受援国的政策让步，战争则强加政策让步。
与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还不如说民主大国专挑弱小的国家下手，不管对手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大国的期望就是对手不会反击或反击力量不足。实际上这直接解释了历史上民主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行为，对手都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
孙子的理论可以粗略总结为几点：一、军事实力的优势不如战争中的快速行动重要；二、战争动员的资源应该足够支撑一场不需要增援或从国内调拨补给品的短期战役；三、给士兵提供私人战利品对于激励士兵战斗至关重要。孙子认为，如果部队一开始就兵员不足或军需补给超过两次，就说明指挥官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与其冒着耗尽国家资源的风险，还不如放弃作战。
温伯格的理念不强调快速取胜，而是强调不惜花掉多少资源也要取胜的意愿，这一点在鲍威尔的理论中甚至更突出。温伯格和鲍威尔都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准备好为了取胜而动用足够的资源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介入任何战争。他们以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都认为对于战争冒险应该非常谨慎。然而一旦决定了要冒这个险，如温伯格（以及鲍威尔）认同的，美国必须准备举大军作战，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增加开支。必须先有了必胜的信心以及胜利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才可以开战。
第10章：怎么办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人们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话已经算相当保守。如果不是很困难的话，世界早该有进步，无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悲惨境遇也早该被改变了。当股民们倾家荡产的时候CEO们照样肥得流油的局面早该成为历史了。然而，变革的一个固有问题在于：改善一个群体的生活通常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人的境遇会恶化，如果变革真的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这个他人可能就是一位领导人。如果因为变革而利益遭到损害的是一位统治者或CEO—首先发起变革的必须得是他—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变革绝对不会发生。
我们聚焦的是实然而不是应然的问题。
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对于一个完美世界的各种乌托邦梦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乌托邦。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让世界变得对每一个人都很完美是绝不可能的。每个人不可能想要同样的东西。想想看对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这政治生活的三个维度来说，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利：对领导人及其核心支持者有利的东西几乎从来不曾对其他人也有利。如果他们全部具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痛苦不幸。因此，就算我们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受制于政治现实的原则。一个解决方案除非确实可以被落实，否则就不能叫做解决方案。能做的事情必须满足实施变革所需的每个人的需要。一厢情愿于事无补，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任何用意良好的人们的目标。国家治理或公司治理当中哪怕是很微小的改善都可能会导致潜在千百万人民或股民福利的重大改善。
如果说本书前面章节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J.P．摩根说得很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
在变革中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但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和领导人并不经常在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上达成一致。领导人总是天然地希望可相互替代者集团非常大，有影响者集团和不可或缺者集团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界存在那么多拥有千百万股民的巨型公司，这种公司有少量的有影响力的大股东，在董事会里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不可或缺者同意为首席执行官们提供诱人的薪酬，无论公司的业绩表现如何。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那么漫长的时间会有那么多人被卑鄙的劫贫济富的独裁者所统治。
人民大众—无论属于选择人集团还是完全没有投票权的人—都同意他们所在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应该很大，但他们同样希望另两个集团也很大。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最佳机会来自于致胜联盟和有影响者集团的规模逐渐变大，如此一来他们才拥有成为其中一员的现实机会，即使他们仍然被排除在致胜联盟之外，他们也能从这种统治形式产生的丰富的公共物品中获益。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正是这种要改变人民命运的希望被革命者当做战斗口号来鼓动人民走上街头。但就算是在大联盟体制下，这些大众也不可能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希望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从一个让世界持续改良的角度来讲，不可或缺者集团的意愿最引人关注。通常情况下他们才是能够让变革发生的人。你看，对于他们有可能被清洗掉使得致胜联盟变小这样的设想，他们可不喜欢。但同时，如果能够幸存下来跻身于一个更小的致胜联盟，那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想想本书先前提到过萨达姆·侯赛因举行的全程录像的党代会：一开始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都吓傻了。到最后，还能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幸存下来，可以继续享用萨达姆的奖赏。牵涉到制度变革的话，政治核心圈内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很难说得清，但为了明白他们有可能会支持哪些改革，又会反对哪些改革，我们必须弄清他们的需要。
致胜联盟成员喜欢很小的选择人集团。因为能够取代他们的候选人相对越少，对他们福利的提升就越有好处。在任的领导人不能通过含蓄威胁要用一个更便宜的支持者取代现有成员，来为自己截留更多利益而不付给他们应得的回报。这就在领导人和他的联盟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领导人喜欢建立虚假的、腐败舞弊的选举制度，这能为他提供大量渴望取代现有联盟成员的候选支持者。而致胜联盟青睐君主制的、神权制的或军事独裁制的制度安排，这能限制那些虎视眈眈的人进入他们这个由特定的贵族、教士或军队精英组成的联盟。
领导人和核心支持者共有的偏好是依赖一个小联盟，至少当联盟确实很小时是这样的。然而随着联盟规模持续扩张，最终在国王的需要和廷臣们的需要之间会产生分裂。当裂痕变得足够大时，会催生成熟的民主政体，这一政体将非常稳定，几乎不会倒退回独裁制。致胜联盟对于制度变革的态度发生改变是因为他们看到，私人物品随着联盟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公共物品和社会生产力却在增加和提高，二者此消彼长。
由于私人回报和社会性回报此消彼长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有必要来看一张简单的图示，虽然这张图以具体的数字为例子，但它旨在帮读者加深理解本书一再强调的各种关系。假设一个只有100人的国家，一开始它的政府只有两名致胜联盟成员。由于不可或缺者极少，可相互替代者极多，税率会非常高，导致人们不愿努力工作，生产能力极低，因此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很少。让我们假设这个国家的总收入为10万美元，其中一半落入联盟口袋，另一半用于人民养家糊口。先撇开领导人，我们假定两名致胜联盟成员平分了5万美元的政府收入，也就是每人从政府那里拿到2.5万美元，再加上各自的税后收入。我们假定他们的收入与联盟外任何人可能的收入不相伯仲，无论其他人从事什么工作。
能统治国家或公司的人一般都不傻。当经济形势剥夺了他收买支持者的资金，基本上任何稍称职的领导人都会看到眼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领导人都有可能认为改革对他们的政治生存来说是最佳出路。是的，我们希望他国人民自由和享受繁荣，但我们不希望他们自由繁荣到足以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福利—这是顺理成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