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师从李继侗院士

    1954年，张冬生从武汉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了。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对年轻的大学生寄予了厚望，也给予了当时很多像张冬生一样的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机会。时势造英雄，他有幸分配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念遗传进化研究生，成为一代骄子。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辛亥革命后改为现名。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它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临时大学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当时北京大学生物系没有遗传进化方面的教师，教育部指示北大生物系要加强遗传进化现代生物学的建设，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张冬生因缘际会，迈入了北大生物系的学术殿堂。

　　从岳麓山到珞珈山，再到未名湖，张冬生真可谓一路春风，踌躇满志。整理好简单的行李之后，他即刻坐火车，沿着京汉铁路去北京。

　　如今，铁路已成为我们出行的基本方式，人民对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和高速飞驰的火车也早习以为常。而在建国之初，对张冬生这样连汽车都很少能见到的普通人来说，能够坐上火车出行可是一件颇为值得纪念的大事。

　　京汉铁路建成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1日)，是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绵延的铁轨和轰鸣的机车声，见证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飞驰在这样一条富于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铁路线上，望着窗外从南到北美丽的大好河山，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张冬生的心头：少年时的苦难，在湖南大学求学的宝贵时光，获悉进入北大深造时的欢欣与雀跃……对张冬生来说，能够进入首都，走进北大这样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学学习，无异于党和国家最珍贵的馈赠。张冬生的革命激情和学习热情都空前高涨，他暗暗下决心，要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冬生等一批优秀的平民子弟也得到国家和学校的特别关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北大特别分派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我国生态学奠基人、中科院院士李继侗教授担任张冬生的指导教师。

　　李继侗，江苏兴化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与植物群落学的主要奠基人，享有盛誉的林学家。北大期间李继侗院士对张冬生可谓特别关心，除了学业上的指导外，还经常和张冬生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历程。聆听着导师的讲述，张冬生仿佛也来到了那个孕育着中国现代科学基因的激情年代。

　　1916年，年仅19岁的李继侗，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由于交不起学费，两年后转学到不收学费和食宿费且有奖学金资助的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林业科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继侗积极参加南京学生联合会工作，被推举为书记，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讲。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师从著名林学家托米教授，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他成为我国第一个取得林学博士学位的人（当时美国平均每年仅授予一位林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他谢绝了导师的热情挽留，毅然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

　　当时的金陵大学，外国人欺侮华人学者的事情屡有发生。李继桐的民族自尊心极强，因难以忍受美籍工作人员的颐指气使，他第二年就离开南京，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执教生物系的全部课程。1929年，他又接受清华大学聘请，任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从这以后，李继侗先生在清华园辛勤工作了23年。在清华生物系，他首开植物生态学课程，对我国全境的植物群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写出了论文《植物气候组合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植被区划研究的最早尝试，在我国植物生态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继任者、他的学生吴征镒最终完成全国植被区划，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李继侗还积极推动清华成立农业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清华返京复校，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农学院。全国解放后，在这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李继侗也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早期创建者。

　　李继侗在学界备受尊敬。同行们不仅叹服于他杰出的学术造诣，也对他高洁的道德人格和爱国情操赞赏不已。1936年10月，李继侗与朱自清等北平66位著名教授（钱玄同、顾颉刚、冯友兰、杨武之、金岳霖、雷洁琼等）一起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日寇与汉奸搞冀东华北自治，声援学生运动，要求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对日抗战。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大学搬迁到湖南长沙。三校合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日寇进攻长沙，敌机频繁轰炸。学校只得再次搬迁，转移到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由于交通困难，学校决定：部分教师和女同学以及体弱的男生乘车绕道经越南，再转道昆明；其余师生步行。李继侗和闻一多共11名教师率领284名男生组成一支步行的队伍。

　　这是一段一场艰辛甚至危险的文化苦旅，出发之前，李继侗就已怀抱为国献身的决心，他写信给兴化家中时说：“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西南联大，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一批爱国学者在战火洗礼中弦歌不辍，攀登文化高峰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李继侗正是此中的代表。在西南联大，李继侗任生物系主任，除了忙于教学、科研，还担任西南联大先修班主任，兼了14项服务性工作，却不另取分文。而艰苦的战时条件下，他本人的生活十分拮据，连自己的衣服、鞋袜全是破的，打了补丁，他也被誉为西南联大“布衣教授”的代表。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三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名字一直熠熠生辉:李公仆、闻一多和朱自清。而李继侗和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情谊。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李继侗与学生一起坐卡车，乘轮船返回北京。途径上海，他奉命留下来，接待北上的师生并负责招生工作。突然听到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他不顾个人安危，主持了公祭大会，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呼吁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奋斗。

　　李继侗与朱自清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昆明，他曾和朱自清等人合住一间房，经常秉烛夜谈。回到北京，二人的来往更加密切，朱自清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了李继侗共商国是的热血场景。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不幸病故，李继侗和其他几位教师操办丧事，主持了遗体火化仪式。

　　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结束，这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命运和前途，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而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黎明前的黑夜，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高度绑定，时时凶险异常。

　　张冬生回忆说，李继侗曾和他讲述了一段1948年8月间的惊魂往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我北平地下党和进步学生进行大搜捕，全城风声鹤唳。关键时刻，李继侗挺声而出，巧妙地将敌人的意图告知学生，并想方设法掩护他们，帮助他们安全转移。彼时，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试图将清华大学迁往南方，并要著名教授逃离北平。李继侗获悉后，与清华师生坚决抵制国民政府的阴谋。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李继侗与清华师生一起喜迎新生。建国后，李继侗依然本色不改，以勤勉朴实和正直的作风耕耘于科研一线。

　　张冬生回忆道，他到恩师家里拜访，看到几件家具是在地摊上买的，床是用日式旧餐桌改的，上面有锅盖大的洞。张冬生家境贫困，到北大后，虽有国家补助，仍难免捉襟见肘。李继侗就经常拿省下的工资资助他，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却把个人图书资料放在系办公室供老师取用。

　　“那时候，政府发给科学院士津贴每月100元，当时大学毕业生月工资才50多元，这可是一笔巨款。李老师都是交给助手李博，让他购买图书交学校资料室公用。他写私人信件，决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蘸水笔尖用秃了，磨磨尖再用，直到不能再用了，才换一个新笔尖。”

　　张冬生说，导师朴实的作风也影响了他的一生。生活上，李继桐力求删繁就简，科研教育领域，他却是出了名的事事较真。每年暑假和课余时间，他都会带张冬生等学生到野外考，细心观察山地、草原和河谷的植物生态。与同学同吃、同住、同行，自背行李和标本，遇有险阻常率先而上。野外考察经常会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和人事风险。张冬生记得，有时还遇到土匪洗劫。还有一次，师生几人困居山间一个多月才得以脱险。

　　而每一次历险，李继侗都事事吃苦在先；在外住宿，让学生睡在里面，他就睡在门口或帐篷边上把风。

　　李继侗一介书生，却常有豪迈英武之气。晚年患了尿血症，他仍坚持作野外调查。并告诫学生：“搞生态学要到自然中去，应多走多看，没有吃苦精神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学术上，他对真理的捍卫更是意志决绝，毫不含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要保护生态平衡，发出警告：“山地开荒，平川遭殃！”

　　1958年，李继侗血性十足，痛批用毁坏森林草原为代价来扩大耕地种庄稼的错误做法，呼吁要保护植被，维护好山林、草原。这些真诚的呼吁，至今仍振聋发聩。

　　张冬生曾说，自己能遇到李继侗教授这样的导师，犹如学问和人生路上得明灯烛照，获益无穷。

　　以学问人品引领后背，李继侗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学生，有4人成为院士，另有多名成为一流植物学家，这在生物学界是绝无仅有。用他本人的话说：“自己当科学家，未必就伟大，但如果能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来倒是很伟大的。”

　　这位现代生物学的伟大开拓者，慧眼识珠，潜心于发掘张冬生宝贵的科研潜力，独辟蹊径指导张冬生将哲学、进化论、生态学和遗传学四门学科结合起来学习研究。

　　张冬生教授后来能够用生物学知识关心世界发展，解读传统中国文化，就是深受李继侗院士思维方法的影响。

　　他常常说：“我的导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首创研究型学习方法，他的四门课程相结合的创造性研究性的学习方法超前半个多世纪，它完全摆脱儒家两千多年卖言读书方法。导师是国内生态学泰斗，但他不要求我只是继承他的衣鉢，而是要求我把生态学与进化论、遗传学、哲学结合起来学习，因为国际上没此四门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学科，要求我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怎样走这条全新搁上，前无古人，必须自己去思考，去创新，去走自己的道路。我从1954年开始坚持这条道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果然有所收获，获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而且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特别是从生态进化论取代了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优胜劣汰进化论。”

　　作为国内独一无二的教育学家，李继侗一再叮嘱张冬生要学好哲学，特别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导师引荐下，张冬生跟随北大哲学系汪子嵩教授学习一年哲学，系统研读了中外哲学经典。特别是马恩列的原著，张冬生的哲学素养深厚，才华横溢，深受汪子嵩教授的喜爱。

　　汪子嵩，我国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也是中国古希腊哲学界的泰斗。他1921年出生于杭州近郊一户木行之家，1945年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所著《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及合著《希腊哲学史》等都已成为研究西方哲学的经典权威书目。

　　获益于导师李继侗院士特殊的培养方式，又得汪子嵩等名家指点，张冬生的哲学思维水平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了迅猛的精进，渐至融会贯通、厚积薄发之境。张冬生虽然是生物学工作者，但却成功跨界，仅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就有十几部，洋洋几百万字，特别是对《易经》、《道德经》的造诣颇深，完成了《周易老子现代解读》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广受学界好评。

　　回忆北大时光，特别是李继侗院士前瞻的育人思想，张冬生曾直陈当下的教育弊病：“从学哲学中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深入钻研究的方法，也就是学会了怎样看书学习，使我学会了看什么书都能看懂，真正的做到了学什么都能深入钻石下去，而现在的博士生、博士后多为人云亦云，或在网上抄袭成文，根本不知道怎样看书学习，这是我们的教育危机！”

　　结合李继侗和张冬生两代学人的成长历程，这一番金玉之言实在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