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何者胜：土肥原贤二与中日全面战争
【节选自拙著《战将薛岳》，欢迎购买】
现代战争离不开物资补给，日军自从占领南京后，首谋打通大动脉之一的津浦线，沟通南北交通，以期在兵力上可以灵活运用；徐州作为津浦线与陇海线的交汇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此日军以徐州为目标，开始沿铁道线南北夹击。另外，日军又抽调平、津、绥、晋兵力，转用于鲁西、豫东，企图给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来一个大包围，既切断徐州与郑州之间的交通、补给，也可使攻略徐州变得容易。
与此同时，在台儿庄战役打退了日军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以后，大受鼓舞的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集中了重兵，达64个师另3个旅，约计60万之众，试图在此地再予日军以重创。如此一来，到1938年5月，中日战争的重心就集中在了徐州至郑州沿线。
徐州地区当时属于李宗仁任总司令的第五战区，河南一带则属于程潜任总司令的第一战区。程潜虽是国军老将、北伐元勋，但非蒋嫡系，他任总司令更多是名义上的，因此为了加强第一战区的军事指挥，蒋介石特意增调薛岳出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此次薛岳北上指挥作战，足见蒋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以后薛岳所取得的一系列战绩，更巩固了蒋对他的这种信任和倚重。
自4月中旬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由北而南进迫徐州，以另两个师团（14师团、16师团【8】）向徐州西侧陇海线之商丘、兰封一带攻击；此外，在南线方面，日军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师团为主力由蚌埠北上，其中一部沿津浦铁路推进，并以强力机械化部队攻向蒙城方面，其目的在于控制徐州西南侧，以配合来自北面的日军合围徐州。此次徐州会战，日军先后动用了8个师团另3个旅团、2个支队共计20余万兵力，除了其战力、火力优势外，日军也占据了地理优势，一旦其完成合围，断绝补给的中国军队只有束手待毙。
有鉴于鲁西战局日急，蒋介石才想起了薛岳。5月11日，薛岳在接到蒋的电话后，于当天深夜由屯溪坐汽车至南昌，再改乘火车赴武昌至汉口。12日上午，薛岳晋谒蒋委员长，蒙蒋的指示：“你来很好，请于下午三时到武昌南湖机场来见我。”
待薛岳到了机场，蒋二话没说，薛岳什么也没问，便随着蒋的专机直飞郑州。到了飞机上，蒋才说明要薛岳统一指挥黄杰、李汉魂、俞济时、宋希濂等陇海线各军，以策应徐州会战。黄杰、俞济时、宋希濂皆为蒋的嫡系骨干，只有64军军长李汉魂是粤军将领。当时，为了策应徐州会战，军委会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置于兰封、商丘、砀山之间的陇海铁路附近，以保障补给线的畅通。日军为了消灭陇海路兰封至砀山段中国军队主力，已由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到了郑州后，薛岳见过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后，又星夜坐火车赶到归德。他首先找到了当地的李专员，对他简单地交代道：“我奉蒋委员长命令，来此指挥第一战区部队作战，因我的司令部在屯溪，未带随员，请先为我接通各部队指挥官的电话（包括豫东各军、师长），请为我准备饮食与住所，专员公署就暂作我的战斗司令部。”【9】
李专员很配合，事情完成得很顺利，如此薛岳即可安心于指挥作战。
当薛岳抵达商丘时，北路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已由濮阳渡过黄河，进攻位于鲁西南的菏泽，菏泽再往西就进入河南地界了。
第20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率第23师、新35师、第141师一个旅奋勇抵抗，结果在敌人优势火力的进攻下，致使顽强抵抗的第23师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重伤身亡；而由于新35师师长王劲哉畏敌而临阵脱逃，致使菏泽很快失守。
土肥原师团占据菏泽后，兵分两路继续南犯：步兵第27旅团长丰岛房太郎率步兵一个旅团、骑兵一联队、炮兵一个半大队为右纵队，于5月15日向河南考城挺进，企图直攻兰封；土肥原则亲率师团主力为左纵队，于16日抵达铁炉集，向内黄、民权挺进。
土肥原师团接下来将成为薛岳所面对的主要对手，这里不妨将其大概编制介绍一下【10】：
按照日军的部队装备情况，每步兵联队有人员约3747人，配备炮14门、掷弹筒76只；野炮兵联队配备人员2894人、各种炮48门，由此可见，除了迫击炮等小口径火炮、战车外，第14师团约有火炮百余门（天上还有飞机助战）。
火炮是战场上的主战兵器，被誉为“战争之神”，而大口径火炮又往往可以主宰战争的胜负，因此不难想见缺乏空军和炮火优势的中国军队的艰难处境。
第14师团是日军一支装备精良的主力常设甲种师团，总兵力约25000人、战马7600匹，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敌人时，当面的硬碰硬显然是不可取的。
薛岳在到任后，他已然意识到正面攻击敌人是非常危险的，那是敌人的火力集中点，所以薛岳电话指示各部队转变战略：“不要用正面攻击敌人，要从侧面攻击。”侧面攻击不成，也容易脱身。
此时，薛岳更注意到了土肥原师团已形成孤军深入之势，就像台儿庄战役时的第10师团一样，若抓住有利战机，则不难予敌人以重创，也许可以再次创出一个击退强敌的“台儿庄大捷”。他李宗仁、白崇禧做得到，自己没理由做不到！
不过，土肥原贤二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的狡猾老辣还在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之上，何况他还有第10师团的前车之鉴。土肥原也是有名的“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是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并称“三大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思想、历史等各个方面都有研究……他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至插科打诨等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谈笑戏谑，随口而出”；而且他长期负责对中国的特务、情报工作，对于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自然远胜于一般的日军将领；正因为土肥原较深地了解中国，所以他由衷地蔑视中国、蔑视中国军队，加之他在华北作战时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更使他狂妄地以为自己当如虎入羊群，必然杀得中国军队鸡飞狗跳。
作为薛岳的第一个主要对手，这里不妨再简要介绍一下土肥原贤二，他也是中国人熟悉其名字却不甚了解的“大特务”，被绰号为“土匪源”。
土肥原贤二，1883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武士之家，其父为陆军少佐，兄长后成为陆军少将。土肥原14岁时进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土肥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
第16期学生在战前日本军事教育史上是作为范例被夸耀的“荣耀的16期”，在这一期学生中做到最高军衔即大将【11】的有四人：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驻台湾日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官）。作为精英中的精英，土肥原还真是名不虚传。
在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后，由于表现出色，土肥原得以被选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11月土肥原由陆大毕业，任职于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到中国担任日本驻华武官坂西利八郎的辅佐官。从此以后，土肥原开始活跃于中国。
坂西本人就是一位大特务，在他的指教下，土肥原青出于蓝，成为日本在华最著名的特务人员，曾长期担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奉天特务机关长等职，在任时成功策动逊帝溥仪从天津出走、签署《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等。对于“满洲国”的建立，土肥原可谓立下了丰功伟绩。
即使在日本国内，大家提起大特务土肥原，也总是以为此人必定是一位“阴险毒辣的恶棍”，可是真正说到土肥原的为人，简直与人们的想象判若两人：土肥原“确实表现为敦厚诚实的所谓好好先生，完全不像专门对中国搞特务的人，也决不是所谓中国式的英雄好汉那种奇特的人物”【12】。曾经经手过无数机密费的土肥原，晚年还住在两间出租小屋里，战后他被指控为“战犯”，但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而他之所以如此穷困潦倒，据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初他自己借款维持了日军占领下奉天（沈阳）市政府的运作，这笔钱他后来没有去找有关部门报销，而是从自己的工资里按月扣除以后拿去偿还。
土肥原的精明老辣、廉洁奉公，只能说明此人的聪明及尽责，可谓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帝国军人。
溥仪就发现土肥原善于使用中国方言，另据土肥原身边的人交代：“他中国话很好，身为军人却专爱结交中国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各种情况好像自动地就到了他手里。他是搜集情报不可缺少的能手，也是日中交往最理想的人才。他不吸烟，喝酒很有分寸，我从未见他喝醉过。”【13】正是因为土肥原具备了这些优点，才使得他更能胜任特务、情报工作，很多中国人都对他抱有强烈的好感，或认为他诚实守信，或认为他慷慨重义，“中国人对他总是那么亲密，和对待我们（普通日本人）完全不一样，这也许是天赋的才能吧”。的确，若无侵华野心，也许土肥原真的能够成为众多中国人的良友。
很多中国人都反应土肥原“不会说谎”，跟土肥原接触过的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也这样记述道：“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
土肥原后来曾调任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当时从学校的干事、职工到学生，都认为来了一位因长期搞谋略而练出一身老奸巨猾的校长，难免疑虑重重。可是土肥原却以“诚心”为教育方针，而自身也以“纯正无邪”的言行来示范，以至于被认为是一位“最胜任的校长”。1941年4月，由于土肥原的战功以及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成绩，他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顺利晋升为陆军大将。
尽管在中国的特务工作成绩斐然，然而作为一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土肥原梦想的还是能够在沙场上建立不朽的功勋，因此当他于1936年3月回国后，在东京担任了留守第1师团长（此前土肥原一度回国，做过短时期的联队长、旅团长等职务）。1937年3月，土肥原被天皇钦命为宇都宫（地名）第14师团长，“这正合土肥原的心愿……土肥原本是‘军人敕谕’中心思想‘诚心’为信条的人，和他多年来往中国搞谋略所表现的完全相反，是一位纯真、诚实的武将。他是以‘诚心’作为统率军队的方针，并以此训育所属部队。”【14】
同冈村宁次、山下奉文、山本五十六、石原莞尔等人一样，土肥原也是反对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的，他在华北作战时，曾托人传话给近卫首相：“此次战争，师出无名。回东京见到近卫首相时，请你恳切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近卫真有同感，可以把战争停下来。”由此可见土肥原的远见和不凡。
中国军队从指挥、装备、后勤到动员机制、士气、训练等皆不如日军，尤其是中国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这是土肥原所了解的，就像冈村宁次所说的“我少壮时代常驻在中国，深知中国军队的素质”；相应的，土肥原对于日军的战力是充满自信的，尤其是现役的甲种师团。
陈诚也曾经指出：“（国军）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对于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日俄战争时期担任过俄军总司令的克鲁泡特金就曾经深有体会地指出：
“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刻意值得叫好的，但是我们对于它的精神方面却估计得太低了。我们根本上不曾注意到下述的事实，许多年来，日本人的教育就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为基础的。在小学中，孩子们所受得的教育即为爱国家和做英雄。这个国家对于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似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15】
日本军队平时就注意纪律、注意养成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使受了点伤，也不叫喊，忍着伤痛继续干。”日军联队的教育很认真，工兵的各种基本训练和各种军事技能训练，即使很平常很简单的项目，也要按一定的步骤和要求，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反复练习。因此才有了1944年攻打松山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力量对付日军，却还是付出了五六倍的伤亡。
“正是由于日本士兵平时训练有素，所以战时战斗力很强。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仅决定于此，但军队的军事素质，确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16】曾在日本学习军事的郭汝瑰对此分析道。有人曾说“一个军队只要身经百战就足以轻松战胜毫无实战经验的军队”，可是这一点放在现代化的军队身上就明显不适用了，因为像日军这种部队其训练（演习）和军纪都是中国军队不能想象的。1933年参加过长城抗战的戴安澜将军在回忆惨痛的经历时，就痛感当时中国军队与士兵的基本训练存在很大缺陷，不能适应对日作战，因而于1937年撰写了《痛苦的回忆》以引起同袍们重视。
这里不妨再转引一位朋友的有关介绍说明：
“前辈们还和我讲过一些轶事，至今印象深刻。比如，他们当时（1938年前后）已经开始用‘鬼子’来代表日军了。因为他们觉得，日军的个子普遍矮小，但打仗非常悍勇，极少出现投降、溃逃等当时在国军中比较司空见惯的现象。再加上日军完全不惜命，白刃战时圆睁双目，大喊大杀，明明看着比国人矮一个头，好像没什么厉害的，但国军就是打不过，感觉这些小矮子力气都好大。他们觉得不可理解，觉得日军似乎是鬼神上身一样，所以逐渐开始用‘鬼子’来称呼他们了。”
事实上，无论是射击、格斗技术，训练有素的日军都要远胜中国军队一筹，甚至于包括体力、营养这些细微的方面（不过孙立人等个别名将训练出的国军大概是异类，其单兵素质应该在一般日军之上）。
陈诚曾指出：“委员长常指示我们，当敌孤军深入之际，要捕捉战机，断其归路，聚而歼之。我也常常这样转令作战部队遵照。但敌军行动飘忽，狼奔豸突，守军抽调困难，此外又无法控制机动部队机动使用，所以虽遇良好战机，往往当面放过。”如果不能在体力、脚力方面胜过日军，那还凭什么追击和包围日军？
日本士兵的素质应该算是世界一流，只是其将领水平、装备水平尤其作战思维还不算真正一流，对于后勤补给的轻视所造成的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日军的一大致命缺陷，从而容易引发烧杀抢掠等违纪行为，可谓日军的“万恶之源”（日军老兵的感叹语）；日军注重拼刺刀的训练、十分依赖步枪，其实也是弹药缺乏、补给缺乏的表现。
另外，全面战争拼的是国力，需要源源不断的补充兵员，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除了现役人员外，连起码的预备役都谈不上。当然广西在这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只是蒋介石还未及着手解决军事动员机制的问题。但从中共动员体制的过硬看，显然蒋介石过分忽视了这一点，国民党党员太少、基层控制力太弱也是一个主因。
相反，日本的兵役是实行征兵制，全国人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十八岁至二十岁服第一国民兵役；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体检合格的服现役。现役五年只两年在营，第一年称初年兵，要学会一个战士所必需的战斗技术和战斗动作，以便参加班、排、连战斗教练；二年兵主要是复习、熟练各种战斗技术及战斗法则，两年在营期满就回家、就业。在五年之内，国家有事动员现役兵，就立即来连报到。五年服役期满时，再回连队接受训练，参加三个星期的演习，就转为预备役，国家有事动员预备役时，都按规定到连报到。“预备役八年期满，又再次回到原来的连队接受三个星期的教练，参加演习后，转为后备役。后备役期满，即转为第二国民役。”【17】
为此，陈诚在回忆录中曾说道：“八年间，我动员兵员一千二百二十余万人，已感难乎为继。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以视日本一亿多人口，而能动员人力二千七百余万者，相形见绌多矣。”尤其中国多是强拉壮丁，又极不负责，以至于造成壮丁的大量逃跑和死亡，其数量非常惊人【18】。
孙立人有一次率军行走在路上，巧遇一帮壮丁自杀的惨状，孙询问其缘故，自杀者告以受非人虐待的情形，称大半壮丁还没走到战场就已遭饿死、病死，反不如立马死了痛快【19】。由壮丁组成的军队，其战斗力可以想见。
一般而言，日军普通师团的平均战力是中国同等数量军队的3倍左右，甲种主力师团则在5倍左右，“当时参谋本部内对中国军队的习惯看法，一般是我一个联队（相对于一个团）足抵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我一个步兵大队足抵非嫡系地方军的一个师”。中方自己的看法是“一个战斗力强的师，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状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打成平手。战斗力差的部队，两三个团尚打不过敌军一个联队”。一般而言，进攻的一方又明显处于不利态势，假如中国军队要围歼凭坚顽抗的日军，恐怕10倍的人马也没有多少胜算，除非拥有大量重武器及空军的有力支援，甚至还需要对日军毒气弹的有效防护。
正是基于这些起码的考量，土肥原才敢于孤军冒进，不惮重蹈台儿庄老同学的覆辙。事实上，此前的台儿庄附近的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时任师团长）、第10师团是真正的孤军冒进，自己这一次在战略上却并非是孤立的。
尽管反对这次战争，但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功名心切、忠君爱国的土肥原还是希望能够出色表现的。不过，他这一次遇上的是同样渴望建功立业、誓破敌虏的薛岳，两只猛虎俨然已是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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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军第16师团本来就属于华北方面军，后来临时抽调加入了淞沪战场，南京战役后调回华北。《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当时就属于第16师团。
【9】《薛岳将军和国民革命》，P316
【10】资料源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人名为1938年5月中旬时的。
【11】“元帅”更主要是一种荣誉称号，因此在正式称谓中为“元帅陆军大将”或“元帅海军大将”。
【12】《土肥原秘录》，P10
【13】同上
【14】《土肥原秘录》，P50
【15】转引自《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P128
【16】《郭汝瑰回忆录》，P57
【17】《郭汝瑰回忆录》，P60。
【18】有人曾统计抗战时期壮丁非正常减员为500万至100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则记载有一半中国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19】参见沈克勤《孙立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