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2）

贞观之初，久经战火的大唐内部满目疮痍、天灾频发，亟需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外部突厥、高句丽、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大唐虎视眈眈，屡屡犯边。这个时候的李世民需要什么官员？能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国力的。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唐太宗大量削减中央官员数量。据载，一下子从2000减少到600左右。能待在体制内的，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基本没有吃闲饭的冗官。即使你文笔再好，但不能解决朝廷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不好意思，靠边站。

房谋杜断、“镜子”魏征，他们的文笔同样不错，但除了编纂史书方面外，主要精力都花在处理政事上。

可以这样说，贞观之治的实现，靠的绝不是诗人，而是政治家、军事家们，是那些真正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济世治国能臣。

唐高宗直至唐玄宗前期，唐王朝内部发生了多次宫廷政变，官场博弈血腥残酷，但除了武则天前期外，大部分时间仍维持了正常运行。对外则经历了扩张、收缩、再度扩张等过程。李治在位时摆平了高句丽，使唐王朝国土达到了巅峰，但在他死后，突厥、契丹等原藩属就给了武则天下马威；而李隆基在位时大唐再度回到正轨，重新致力于拓边。

在这些时期，想成为高官，不仅得具备适应政治斗争的素质，还需具备“出将入相”的水平，文笔如何，绝不是首要考虑因素。李隆基手下名相众多，但其中兼具“著名诗人”身份的，只有张九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直处于藩镇林立、官宦参政、外敌强势（吐蕃）、农民不堪重负等困境中，现实的压力，也催生了一批出色的战略家，如李泌、裴度等，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唐王朝内外的危机。靠诗人扭转乾坤？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

如何看待或分辨唐朝诗人在政坛中的角色？看史书是个好办法。

《资治通鉴》这部长达3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唐朝独占81卷，可除了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提一下杜甫的“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未提及杜甫名字）外，本章节开始介绍的大唐头号诗人李白的名字压根没出现过。

亮相较为频繁、而我们又比较熟悉的，只有陈子昂、白居易、韩愈等（韩愈屡次上镜，不是因为诗作文章，而是因为他激烈的灭佛言论）。即使新旧唐书中有专门的《文苑》篇记载唐代时的著名诗人，但只是作为列传，放在《宦官》《酷吏》《忠义》等等内容之后，属于史书的非重点篇章。

对于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资治通鉴》倒有专门篇章提及，不过是被视作反面典型出现的。

《唐纪十九》中说到，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裴行俭精于鉴定人才，他曾这样评论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初唐四杰”：

读书人的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气质浮躁浅露，哪里是享受爵位俸禄的材料！杨炯稍微沉静，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余的人能得善终就算幸运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裴行俭的判断几乎精准到令人恐惧：

王勃渡海时落水而亡，卢照邻因患顽症不能治愈、投水自尽，骆兵王因谋反被处死（一说隐匿），只有杨炯，终老在盈川县令一职上。

因此，学富五车、才气纵横、文采斐然的诗人（文人）就该在政坛官场上飞黄腾达呼风唤雨的这种观点，实在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中国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作祟而已。

事实是，一个领域的天才若被强行塞到另一个领域，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晋时期。在世族大家掌握话语权、任人惟名的大环境下，那些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文人们纷纷入朝为官，结果呢？

人人清淡不务正业，言行惊世骇俗超然世外，骄奢淫逸，朱门酒肉臭，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少了。当权者畏惧面对难题，朝廷也没有应对、解决复杂问题的股肱之臣，或者处理问题压根不着调，最终，神州陆沉，中原陷入了近300年的战乱，给世人留下的唯一精神遗产，则是几近游戏的反叛性独立人格的形成--魏晋风度。

写到这里，我内心隐隐不安。屈原抱石沉江的画面一瞬间闪过眼前，嵇康慷慨赴死前弹奏的《广陵散》萦绕耳际，雷海青怒摔琵琶引颈就戮的悲壮定格在脑海，凡此种种，纷至沓来，挥之不去。

好歹我也算半个文人，我是不是过于偏激极端，妄自菲薄，钻入了实用主义的死胡同？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化，难道就是以权谋伎俩金戈铁马血腥搏杀换来的朝代更迭为标志？难道文明成果的实现，都是靠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才得以完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想，惟有人的觉醒，或人性的觉醒，才是推动世界文明进程最大的因素。

想想魏晋时期那些艰难跋涉在生命边界线上的一个个鲜活的叛逆性人物吧，正是他们，用自己几近分裂的精神表象，第一次表现出自觉的文化人格，随后让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这就如欧洲中世纪末期一个小小的发问“我是谁？”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就文学艺术作品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此处我不想具体展开。我只想说，人之所以为人，不能没有精神文化的滋养。而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该是简单有效的实用主义。我承认，文人、艺术家的清谈或很多作品，无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离安邦定国的雄才大略相去甚远，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顺便也将天地古今打通，打出了一条仙窟云路。

总之，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绝不仅仅只靠那些高瞻远瞩思维缜密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不能永远落入“立竿见影”的陷进，并匍匐在那沾沾自喜。眼前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絮叨至此，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李白虽常怀济国安邦之志，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远大志向，但他终究只是个单纯的诗人，实在不是从政的料。可爱的是，李白，活了大半辈子，仍没清醒，他一直生活在虚幻的梦境，从来没放弃过对梦想的追求。

结果就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然而我们可爱的诗仙，在风雨如晦的人生历程中，除了偶尔的落寞慨叹外，给我们呈现更多的仍是：豪情满怀，快意从容，无怨无悔。

他的潇洒飘逸，他的卓尔不群，他的风流与风骨，自古而今，没人能学得来。

那么，下章节开始，请大伙随我将眼光聚焦到八世纪初大唐的西南蜀地，让我们以此为起点，一起去看看李白一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