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年表前言

编纂一部所谓的“传播学史年表”纯然是出于个人的兴趣。

为什么要按时间线索来编纂一本所谓的“传播学史”？或者说，在如今已蔚为壮观的诸多传播学史作品里——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又添加一本平淡地“历史剪贴簿”有何意义呢？如果，仅仅是像早期的传教士们一样，在昏暗的抄写室中制作精美的手抄本，却最终被印刷机带来的革命所取代，那么最初带有虔诚意味地伏案抄写有何意义呢？这是一个困扰了我许久的问题。

直到接触到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的德国“概念史”传统以及欧克肖特有关历史的论述，我才有所领悟：年表的编纂绝不仅仅是将历史枯燥地逐条记叙在某一特定的文本空间之中，而是对“何为传播学”这一问题的重新廓清。

事实上，正如考斯莱克等人所揭示的，概念与社会行动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而构成传播学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支撑着学科话语的诸多“核心概念”（或“基本概念”）。

虽然，对于德国概念史传统而言，一项最为重要的预设是“鞍型期”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变革时期的存在，但是，就某一学科的历史而言，这样的“鞍型期”必须聚焦于两种特殊的情况：前学科与学科建立之初的时期，以及学科范式转移的时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所选取的恰恰是20世纪这一传播学科诞生之初与范式发生转移的时刻，所着重论述的也是对当下传播学的学科话语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关键概念”。

事实上，此前陈力丹教授已经就传播学的一些关键概念编撰过一本《传播学关键词》，而此前也有一些学者就传播学理论中一些关键概念也编撰过一些著作（传播学关键概念？黄姓老师）

但是，如果说概念史给与我有关“关键概念”的启示，那么欧克肖特有关历史的论述则更坚定了我采用“年表”这一形式来梳理传播学历史的决心。

欧克肖特认为，历史绝非过去事物的重现，而是在“现在-未来”这一联合体的作用下，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典范”/“典型事件”的汇集。因此，一旦历史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就不再是代表过去曾经真实经历过的事情，而是一种建立在当下的意识和未来的预判之中的具有“意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知识社会学取向的传播学史研究的兴盛，对传播学发展历程所进行的追述中总包含着某种“去时间化”的倾向。这种尝试将影响传播学发展的各类思想成果以共时的方式加以呈现的企图，也许是以洛夫乔伊为代表的英国“观念史”的传统——即强调思想观念中“一成不变”的部分，但是，却并不符合学科发展的“真实历史”。

欧克肖特对历史的论述让我们总不免想起克罗齐的箴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与克罗齐那种被简化的思想相比，由于欧克肖特本人所持有的特殊的保守主义思想，其对于历史的观念是与克罗齐并不完全相同的，他所展示的更多的是“历史”本身最终的消解。

这一消解并不可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消解，我们才能把握到何谓“真实历史”。

洛夫乔伊强调的历史的“不变性”正是福柯所反对的，但是，福柯式的对历史“断裂性”的强调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为一个中介桥梁，考斯莱克等人所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的传统，既没有完全否认历史的“不变性”，也没有完全否认历史“断裂”的存在，他们所持有的更多历史在时间流程中的演变。

因此，在年表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时间的线索，呈现与传播学有关的核心概念、问题域和表达方式等变迁过程，从而弥补由于知识社会学和范式革命论所带来的对知识连续性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