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是因为“饥饿”还是“炫富”？——大政之源（二）

2022-11-23 本文已影响0人蹉跎笑我

距今一万年，全球变暖，农业开始起源。世界有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中东人驯化了小麦、豌豆、羊；美洲人驯化了玉米、马铃薯；中国人则驯化了粟[sù]（小米）、黍[shǔ]（黄米）、稻（大米）和猪。现代人食物90%的热量来源，仍然是这一轮农业革命所驯化的动植物。

中国的农业起源，分北方黄河流域的粟[sù]作农业和南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

农业从萌芽到成熟经过了数千年的过程，到新石器时代中期（5000B.C.--3000B.C.），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成熟。

中国重要的农作物和家畜中，粟、黍、水稻、大豆、猪、狗、鸡是本土驯化的，而小麦、大麦、羊、马是引进的，黄牛和水牛的源头尚不清楚。

本文主要论述与山西有关的粟[sù]作农业的情况。

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距今2.3—1.6万年），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磨盘和磨棒。

磨盘有三件，一件是粗砂岩质，已残，原器应为圆盘状，周围边缘打制修整，器边厚3.8厘米，中间由于多次旋转式研磨，下凹成圆坑，厚2.5厘米。

磨盘和磨棒出现，表明人类开始加工植物类食物，农业就此萌芽。

柿子滩遗址位于山西吉县，其s9地点出土了两套石磨盘、磨棒，该地层距今约1.2万年。

对碾磨器上的淀粉残留物和使用痕迹分析显示：人类已经加工多种植物类食物，主要是草本植物（黍[shǔ]亚科和早熟禾亚科）和栎[lì]属（橡子），以及少量的块茎和豆科植物。

粟[sù]、黍[shǔ]的野生祖本在此时已经被狩猎采集者开发利用。

粟[sù]的野生祖本是青狗尾草，黍[shǔ]的祖本尚不确定，粟、黍因为耐旱耐寒的特性成为北方起源的农作物。

农业起源研究的困难之一是野生种和驯化种的区别标准，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动植物的性状是渐变的。

最早的粟、黍发现于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9000B.C.—7000B.C.）和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9500B.C.—9000B.C.），从9000B.C.，华北地区就开始了粟、黍的驯化。

此后在黄河流域多地发现有粟、黍的遗存，且谷粒的尺寸随着时间不断增大。新石器时代早期，粟、黍在食谱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6200B.C.—5500B.C.），粟、黍只占浮选出的籽粒总量的15%。

到仰韶文化时期（5000B.C.—3000B.C.），粟、黍成为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在陕西姜寨和史家（4900B.C.—4000B.C.）遗址中，占到先民饮食的75%--85%。

晋南的新石器遗址中普遍有储存粮食的窖穴，夏县西阴遗址出土了炭化的粟和黍。

到龙山文化时期，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300B.C.—1900B.C.）的研究表明：陶寺人的主食是粟、黍，会用剩饭喂猪、狗，粟的秸[jiē]秆、谷糠[kāng]加青草饲养黄牛，绵羊则是放养的。

人类驯化动植物背后的动因有两种相持不下的理论。

一是从生态学视角，认为农业起源于生态边缘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造成食物短缺，迫使人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

二是社会学的视角，认为相邻的社会群体为获得地方控制权，会通过举办“夸富宴”的方式竞争。有目的地驯化动植物是追求个人声望的行为，而不是平民生存的需要。此理论提出：水稻最初是作为奢侈品在中国被驯化的。

这两种理论或许是可以融合的。考古资料证明：农业常常起源于资源丰富的地区，驯化的品种长期是人类饮食的一部分，发展过程中，这些驯化物种可能即用于日常主食，又是夸富性消费的奢侈品，驯化的动机既有生态学的又有社会学的。

农业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由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从迁徙走向定居，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聚落规模扩大，社会复杂化，文明就此萌芽。

本周，山西博物院再度闭馆，“大政之源”暂时看不了，只盼瘟君早去，清风再来，自由自在地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