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的书｜梁庆寅的序

2018-04-06 本文已影响0人敬纸

《天淡云闲》报人读史札记卷六作者：田东江

序梁庆寅

《天淡云闲》是东江读史札记的第六个集子了，早些时候他就打过招呼，托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这个任务不轻松，前面已经出版了五个集子，为那五部书作序的不是闻名遐迩的报人就是专治史学的方家，皆为一时之选，对东江这个系列著作的介绍和评论，怕是说得已经不能再说了，何况我既非报人又非史家，两不靠呢。但是，尽管知道难，我当时并未推辞，因为珍惜东江的信任，朋友之命难违，却之为不恭。又因为我有这样的判断，序之于书，影响其实有限，读者自有鉴别能力和阅读偏好，懂得应该以书取书，多半不会以序取书的。于是，虽力有不逮，仍愿作门外谈。

或许是由于拥有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的缘故，中华民族对历史格外重视，很早就形成了尊史、治史、读史的传统。王充有“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的断语。唐太宗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论说。孟浩然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吟唱。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弦歌不辍，今人的历史意识，实不输古人。人们重视历史，不只因为中国历史是个富矿，掘之弥深，采之不竭，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其中还另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相信历史是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可以为认识和处理当下的事情提供某种帮助。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杜牧强调仅仅“哀之”是不够的，更要紧的是“鉴之”，表明了对借鉴历史的肯定态度。对于历史经验可以示范后人，司马光更是深信不疑，他撰写《资治通鉴》，就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宗旨的，因此在编撰时“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但是，吕思勉先生在《中国简史》中却另有看法，他说：“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以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以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经吕先生这么一说，问题来了，以史为鉴靠得住吗？到底该怎样看待借鉴历史？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再援引吕思勉先生的另一段论述：“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 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从这段话可以知道，现在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明白事情的真相，必须追溯事情的历史，而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措置事情的法子又是不同的。把吕先生前后说的话联系起来，对于该如何看待借鉴历史的问题，我以为可作如下解说：从“求明白事情真相”的角度看，现在需要借助历史才能得到解释，既然历史可以解释现在，那么把历史作为参考，予以借鉴，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但是从“措置事情的法子”角度说，借鉴历史则要小心，用旧法子处理新问题，往往南辕北辙，误入歧途。吕先生否定的正是这种食古不化，“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的观念和做法。历史与现在之间的通达关系，在两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是，如果一个历史事件是人性使然的，就常会在后来重演。因为个体化的人性，如食色爱憎之类，前人后人，并无不同。例如，南朝陈后主，在位时生活奢侈，大造宫室，终日与嫔妃文臣游宴，制作《玉树后庭花》一类的艳词，不久即成亡国之君。随后的隋炀帝，在位时荒淫无耻，造离宫40余处，苑囿连接数百里，招致民怨沸腾，后被禁军将领缢杀，使隋成为短命王朝。同样的穷奢极欲，导致奢靡亡国的历史重演。二是，如果一个历史现象是规律使然的，在条件具备时就会在后来重现。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来说，如果一个政权不能抗击侵略，或不能造福民生，就会失去民心，丧失政权，这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说了这么一通历史与现在如何有联系的话，是想为东江这本书的题名作个注脚。东江说《天淡云闲》取自杜牧诗句“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其中他隐去了“今古同”，但隐去的也许是更在意的，“天淡云闲”本就着落在“今古同”上。东江写这本书，每由新闻回溯历史，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怕是常常生出“今古同”的慨叹吧。

与史家治史常有侧重相似，人们读史也往往旨趣不同。读史的旨趣，通常表现为对某类历史人物或事件有特别的兴趣，例如政治家读史，多关注英雄人物和政治、战役一类。而东江读史的旨趣，并不表现在特别对某一类史料有兴趣上，在我看来，他的读史旨趣，可以概括为“用历史解读新闻”，新闻先行，史料跟着新闻走，撷取哪些史料，取决于所要解读的新闻内容。用历史解读新闻，首先要关注新闻，作为报人，又是理论评论界的骁将，东江自然重视对题材重大、主题严肃的新闻作深度阐释，但是在读史文章中，他没有刻意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贴近社会生活，呈现人间百态的那些新闻上。这一类新闻虽然多是身边事、平常事，但未必没有新闻价值，其新闻内涵也未必表浅，关键在于发现和挖掘。就在写这个序的时候，南方日报刊出了一篇介绍东江和他的理论评论团队的文章，其中说：“田东江对百姓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人文风情观察入微，善于从人们易于忽略之处或小处着眼，生发出立意较高的感慨，视角独到，言人所未言。”这个评语让我想到了韩愈在《进学解》中的一段话，他说：“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东江善于平中见奇、粗铁成金，与此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小处着眼、以小见大的特质，体现在他的每一篇读史文章中。例如《造大佛》一文，从若干省份为增加旅游收入争相建造大佛的新闻切入，细数唐宋等朝代所造的尺寸不一的大佛，使读者一看即知，今日造的大佛早已让古代大佛相形见绌，即使“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乐山大佛，在今日一些大佛面前，也已矮了三分。又分析建造佛像的动机，古人造佛，尚怀虔诚之意，今人造佛，却只盯着寺庙经济。结尾一语点破，如果各地继续在造大佛上这么攀比下去，将愈益成为社会之忧。为此担忧并非多余，因为造大佛表现出来的攀比之风、浮躁之气，已经侵蚀社会的诸多方面，确应反思和纠正了。又如《植树》，先拎出某地在植树节组织植树时，竟然给通往植树地点的道路铺上红地毯的怪事，随后用史料说明，自周以降，古人就已经鼓励植树，既有介绍植树方法的书籍，又有爱护树木、封山育林的规定，没有借植树作秀的心机，却有为准备嫁妆而植树的务实考虑。而在今天，在植树节上做表面文章，已使一些地方的植树活动变了味道。其实何止是植树节，在我们身边，形式主义可说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许多事情上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这是更需要人们戒备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重视观察普通人和平常事，体现了一种历史方法论。根据吕思勉等史学家的看法，历史是说明社会进化过程的学问，研究历史，不应专注于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更要重常人、重常事，因为社会就是在普通人的平常活动中发生变迁的。人们容易注意到社会大变局中的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往往忽略常人常事在社会变化中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殊不知，如果把特殊人物所做的特殊事情比作山崩，那么平常人所做的平常事就是风化，不了解风化，就不会了解山崩。知道了风化对于山崩的影响，也就可以知道东江重视社会生活、关注时下新闻的价值所在了。用历史解读新闻，不仅需要关注新闻，对新闻具有敏感的认知，同时需要丰富的史料积累。东江熟悉历史，运用史料堪称得心应手，不管是正史，还是稗官野史，皆为所用。他并不炫学卖弄，不引僻书，但所引史料中也有不少散落于野的零金碎玉，而这类史料搜检最难。扎实的历史知识储备，使东江在以古论今时游刃有余。用历史解读新闻，还需要善于思考和分析，因为解读必须有思想。东江的理论素养一直为人称道，本书的每一篇文章，最终都落脚在对新闻事件的评说上，东江在阐述看法时，或破或立，或赞或弹，不提玄妙莫测的观点，不发朦胧恍惚的议论，简洁明快，直指要害，锐思洞见，跃然纸上，让人读了之后，或产生共鸣，或疑团冰释，顿生诚哉斯言之感。

陈平原教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过题为《一个文学教授眼中的中国传媒》的文章，里面谈到了报章文体问题。他说：“新闻报道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体。我们现在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都缺乏文体方面的训练。你在报刊上读一篇文章，不用看署名，马上知道是谁写的，这样的例子太少了。”说到文体，东江是有创新的，他“探索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评论文体：由新闻时事起兴，由历史事件解读，再回归新闻本身”（2016年10月3日，南方日报）。因此在东江的读史作品中，既有读者关注的新闻、丰富生动的史料，又有精当的解读和中肯的评论，更兼文字优美，语言洗练，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文体风格。风格独具、特色鲜明的文章，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也才可能“不用看署名，马上知道是谁写的”，在经常阅读东江文章的读者中，或许已经有人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吧。从体裁上看，东江这本书里的文章，用的是随笔形式。据美国学者徐贲在《明亮的对话》一书中的介绍，在西方，自十六世纪开始，随笔（essay）成为“说理”最常用的写作形式。说理有公共说理和私域说理的区别，私域说理是不公开发表，说给特定对象听的，公共说理则具有公共话语特征，是公开发表，写给公众看的。东江用历史解读新闻的文章已结集出版，有许多还曾在报刊上发表，自然属于公共说理。公共说理必须考虑如何言之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何客观理性地对待别人的看法，如何通过见识、善意、文采等使说理更有效果。从这几个方面看，东江是深谙公共说理之道的。以《屌丝》为例，文章首先介绍，有政协委员担心这个语词滥用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电影导演直指这个用语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而中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语言学家指出这个用语确实不得体，大量流行语粗鄙化与社会心态有关。东江认同荣耻说，赞成这个用语不得体的看法，对于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则认为有些言重了。在用史料说明这个用语确属粗俗的基础上，东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传统的词语虽然越来越为网络用语所“改造”、“裹挟”，但大浪淘沙，充其量只能是热闹、喧嚣于一时。如此这般，该文围绕“屌丝”的语义和语用问题，作了一个丝丝入扣的说理。

《天淡云闲》即将出版了，东江的博读深研和勤奋写作，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中国的学人和报人，一向以担道义、著文章为理想追求，但也常有人半途而止或掉头而去。东江却是沉得住的，他有浓厚的自我鞭策意识，唯恐蹉跎度日，他的自励和勤勉，投射出了报人的责任和情怀。恐怕在本书付梓之际，他已经在谋划下一个集子了，或许已经写出了篇章若干。我期待他的新作，更相信那些作品，将一如既往，笔触所到之处，绽放出朵朵精彩，描绘出万般锦绣。

序成掷笔，夜色袭来，正想享受轻松，却又生出言而未中的恐惧，只能冀望于“虽不中，亦不远”了，果能如此，也就不误读者了吧。

2016年10月15日

田东江的书｜梁庆寅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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