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忧伤与哀愁在今夜重显

在清华国学院做导师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常常会反复的翻看他们的一生，虽然我明白，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快餐文化、速食文化，人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活着的真实的意义，在这点上我觉得是可悲的，我们是在倒退。看着那些没有营养的残羹冷炙在一旁慢慢冷却时，我一直在思索：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是用以谋生的工具，还是茶余饭后炫耀的谈资，抑或是随大流？今天我又在深夜重温了王国维先生的一生，此文当是一种自语似的随笔。

清华国学院所在地工字厅，王国维、陈寅恪来上课的地方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激起了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一片柳叶一样的小鱼花，它跌落水面顶多溅起几圈水纹而已，很快恢复平静。但是王国维不是。如此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为什么要跑到昆明湖自沉？这是一个谜，这是一团雾，云山雾罩迷雾重重。

总结王国维之死，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罗振玉的逼债说。多种说法的原因在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意见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说话要有证据。

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的话值得体味：“先生为什么死，没有人知道，遗老们说是由于‘主辱臣死’，青年们说是由于‘国内政争势力的消长’，文学家说是由于‘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某氏说是由于‘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概念’，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a说：‘自杀者，自然赋与的最高权力。’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一条死路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太可怜，太浅俗了！”

可是了解王国维的人却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教授有着更精辟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根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清朝小朝廷的象征。两位大师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揣测的殉清。

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陈先生不仅否认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原因外，还着重阐明了他的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之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王国维自沉的明昆湖

“文化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自伯夷叔齐以来，遗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作为一种传统慢慢形成，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好像只有中国才有的独特文化现象。

“文化遗民”属于遗民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朝代更替、时序鼎革等导致的民族盛衰、学术兴废、文化价值被改变的历史转折期，坚持以从事学术研究，借助自己的心智塑造，将传统的文化价值、思想或观念等以潜隐或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文化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挖掘、传承与开拓。宋亡有宋末遗民，明亡有明末遗民，“文化遗民”之于过去的遗民传统则又大不相同，因其不是执著于某个王朝而是执著于某个文化。如果说伯夷叔齐式的遗民所恪守的是某个种姓的王朝或某种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那么王国维作为一个文化遗民，他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历史的本真精神。历史无论再进化，文化却具有天然的恒常性。当王国维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凝聚了整个文化精神之后，他的生命之于历史便有了超常的意味。在王国维身上，生命的空间性消解了生命所置身的历史的时间性。所谓的文化遗民，其实不过相对历史的进化或历史的更迭而言，就文化本身而言，王国维恰好是存在本身的象征。

王国维的自沉不是被历史的遗弃，而是其生命以拒绝指认的高贵姿态遗弃了一部可疑的历史。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被动的遗弃，而是在于主动将浊世从自身的生命中整个地抛了出去。因为生命临世可能呈现为被抛，但生命的弃世在生命却是主动的抛弃。在这里，重要的是生命的能否拒绝。

中年丧子、挚友绝交，两记重创将身处绝望的王国维又往悬崖边猛推了一下。一生忧郁的王国维面对国殇与家难，再无法找到生活的勇气与信心，死亡在这时对他来说是唯一的选择也是一生的选择。王国维的一生，其实始终处于一种“内向的忧郁型”人格之中。

由陈寅恪撰文的王国维纪念碑

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叔本华那种弥漫着悲剧情节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他，王国维忧郁型人格实际上就是对叔本华的呼应与投射。其实丧子之痛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悲伤，而他内心深处那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灵魂几十年的忧郁海洋，是向人说不出、道不明的、理论起来又莫名其妙的痛苦深渊。所以他才会在“遗书”中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可见他这五十年短暂的生命，都是伴结着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与忧郁度过，也正是他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在所有解释王国维死因的文字，只有陈寅恪最透彻：“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末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以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荣辱委琐龌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的诠释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创伤：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悲伤的一生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

他在文章中曾不止一次的这样写道：“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他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

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

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幻灭感。他的遗书中，“经此事变”为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诱因，而生活颠沛流离形成的心灵之痛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老友失和以及冯玉祥进京是其自沉的直接导火线。王国维之死，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这是一种迷茫的、混沌的大悲怆与大哀伤，只有心智澄澈的大智者才可能感受到，这是王国维自沉之谜，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世纪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