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风暴
身前焉知身后名？
马可波罗轶事 （二）
Polo父子到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世人多以为他们是为了经商而跋涉天涯。细读《马可波罗行纪》，Polo父子到中国的目的并非显而易见。要理解Polo父子东行的目的，必先回顾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二龙斗于海
威尼斯先民原属意大利北面的陆地居民，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五、六世纪时，被北方蛮族所驱，飘海避难至威尼斯附近的小岛，发现岛屿密布的威尼斯却是天然栖身之地，面向大海，广阔无比，东可越亚得里亚海至拜占庭帝国（亦称东罗马帝国）之西境（今日的克罗地亚），西面与意大利半岛隔海相望，易守难攻。岛民因此剧增，建邦立国，以公国（Duchy）身份附庸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即所谓东罗马帝国），后又乘宗主国内乱衰驰，于1052年脱离拜占庭，成为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直至1797年被拿破仑征服，国亡。
威尼斯人素以海上贩货为业。中世纪时，威尼斯人的海舸之众，航行之速，无与伦比，独霸地中海沿岸贸易长达三、四百年。他们从君斯坦丁堡（即今日之伊斯坦布尔）将东方的丝绸、布帛、胡椒、香料、珠宝等转运至西欧各国，从中谋利，国力因以强盛，世莫以京。
十二世纪末，西欧天主教国发动所谓第四次东征，讨伐盘踞在以色列的穆斯林政权。威尼斯人参与东征同盟。盟军向威尼斯国家造船厂订购军舰，1202年，盟军集于Lido岛，整装待发，但由于盟军无力全额支付八万五千马克的造船费用，威尼斯政府不许军舰出港。此时，威尼斯的君主（Doge）名为Dondolo，年已耄耋，双目失明，而狡黠桀骜，与日俱增，他答应免去部分造船费，但条件是盟军须先协助威尼斯攻打对岸的Zara城，Zara城攻陷后，所掠财物愿与盟军平分。这样，本来要去征伐穆斯林政权的西方天主教同盟军，却倒戈攻打早已皈依天主教的Zara国，同门相残，血染大海！非但如此，打下Zara后，Dondolo又拉着这支军队，一直打到原宗主国拜占庭的首都，1204年攻破君斯坦丁堡，威尼斯人终于颠覆了它的原宗主国，成为日后拜占庭彻底被突厥伊斯兰消灭之厉阶。
此时，威尼斯的强盛达到了巅峰，威尼斯人之于拜占庭境内，犹如近代欧人之于上海，享有治外法权，关税豁免等种种特权，君斯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更是云集若骛，多达数万人。
然而，物盛而衰，五十多年后，流亡在外的拜占庭皇室与热那亚国（Genoa）联合，于1261年7月26日夺回君斯坦丁堡，帝国复辟，威尼斯人被驱逐出境，其享有的种种贸易特权也因此告终，热那亚人因勤王有功，获得各项贸易特权，独霸地中海贸易。大批威尼斯人不得不仓皇撤离，另谋出路。选择离开君斯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中，有Polo三兄弟，他们草草将资产清理后，把在君斯坦丁堡的房子捐给天主教方济各会，大哥老马可（Marco il Vecchio）向西迁回威尼斯，两个弟弟Niccolo与Matteo则向东跋涉，到远东求商机，这一年正是1261年。
漠北游民
当威尼斯、热那亚二龙相斗于海时，远东的西伯利亚草原上突然涌出一支勇不可当的游牧骑兵，他们身材矮断，圆脸高颧，蓬发过肩，低鼻细眼，凶悍残忍：成吉思汗麾下的强弩铁骑，以迅雷之势，如一阵飓风，席卷欧亚大陆，维吾尔、辽、金、吐谷浑、西夏、吐蕃、花剌子模、库曼、俄罗斯…… 莫不折服。蒙古人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白骨铺地，草木荒芜，世人莫不闻风丧胆。从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历窝阔台、贵由、蒙哥，到1260年忽必烈嗣大汗位，三代人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区区漠北游民，所控疆域覆盖亚洲大陆（此时南宋尚偏安一隅，岌岌可危），逼近中东，威胁西欧。辽阔的东、西亚大路上，昔日邦国林立、互为干戈的世界，今无不奉元之正朔，一统于蒙古人的快马铁蹄之下。壮哉！
西欧人初闻蒙古人的战绩时，莫不惶恐惊惧，肝胆撕裂，以为是圣经里恶神撒旦降临，末日将至。各地民众纷纷聚集天主教堂，斋戒祈祷，斯民无辜，愿主保佑，免遭蒙古游民之践踏……
然而，当蒙古人攻破中亚的一些穆斯林国时，西欧人开始恍然大悟：这些游民或许没有那么可怕，如果能和他们联手，东西夹击，歼灭回族，岂非天赐良机哉！此时西欧人的劲敌是伊斯兰回人政权，圣地耶路撒冷落入邪门，得而复失；东征频频，无功班师。蒙古军队，殆天降雄师以制回民欤？
教皇使节
1245年，教皇Innocent IV（意诺增爵第四）在法国里昂召开教廷扩大会议，郑重宣布致力播教于蒙古，使其皈依天主，并立即派遣四路使节前往蒙古统治下的各国，成为教廷聘问蒙古可汗廷之蒿矢。其中一路由方济各会员意大利人Giovanni di Pian Carpino（柏郎嘉宾）率领，1245年4月26日从里昂出发，一年后抵达驻扎在伏尔加河边的拔都（成吉思汗孙）军营，受礼遇，拔都派兵护送东行，绕天山北麓，一路所经名城巨镇，兵燹之余，白骨累累。1246年7月抵蒙古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恰逢蒙古各部首领聚集首都，推举贵由（元定宗）为大汗。是年8月末，定宗加冕毕，乃单独召见柏郎嘉宾，柏氏呈教皇至蒙古汗及其臣民书，书曰：
“天主仆役之仆役，教皇意诺增爵致书于鞑靼王及臣民曰：……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事天主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今余遣所爱约翰（Giovanni，即柏氏）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廷。……更愿通告诸人，王究因何扫灭他国等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
定宗也正式回了一信，信用萨拉森（阿拉伯）语写，11月13日加印玺，交付柏氏，命其携回，信曰：
“奉天承运大可汗，致书于教皇座前，…….朕可简略告尔：尔所云者，朕实亦不解也。……兹特答尔如下，彼等不守天主及成吉思汗之教训，相聚为不善，杀戮我国使，故天主震怒命灭彼国，而交入朕手也。若非天主所使，人对人何能如是乎？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多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天主，赖天主之力，将自西徂东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众人，若非天主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同上）
这是西欧教廷与蒙古可汗廷的第一次对话。贵由说完“将自西徂东征服全世界”，终未能实现，因为他写完信不到两年就死在西征的路上，有史家认为是被蒙哥派的人毒死。
柏氏1247年初返回里昂，向教皇详细汇报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不久著《蒙古诸部史略》，成为第一部向西欧人介绍蒙古人的著作。
法王使节
1253年，法国王路易第九（Louis IX）遣方济各会士Guillaume de Rubrouck（罗伯鲁），往蒙古王廷聘问，除了解蒙古人军事、地理外，其目的更是探索与蒙古军合攻穆斯林政权的机会。1253年5月，罗伯鲁从君斯坦丁堡出发，行程与柏氏略同，过伏尔加河畔的拔都军营，1253年末，抵蒙古首都哈拉和林，翌年1月4日，入大汗宫，觐见大汗蒙哥（元宪宗），8月启程归返，1255年6月回到欧洲，将奉使始末，缮录成书（《Itinerarium》），上呈法王。罗氏在其游记中有一段记载觐见宪宗时的情景：
“大可汗坐一矮小之床，身穿富丽鲜明之皮袍，其皮似海豹皮也。身材中等，鼻扁平，大约有四十五岁。其妻幼而美，坐于其侧，其女名西利那（Cyrina）年近出阁，亦在其旁，其女不甚美观。尚在别一床上，亦有幼童休息其间。可汗所居之官殿，系一女教友之所有，此女教友为可汗所宠幸而娶之者也；虽可汗已有此年轻之妻，然并不以为之妨碍。西利那是从女教友所生，在此宫中，一切之权，均操于其手。”（同上）
事实上，Polo父子出行，西欧人出使蒙古的人远不止于柏、罗二人，但只有柏、罗二人到达蒙古首都，并成功觐见当时的大汗，载入史籍。其他的使团，或中途改道，或未得要领，虽无功而返，但都带回珍贵的信息。
长老约翰
教廷与法王派遣通蒙使者以外，更有一传说广传于中世界的西欧，是有关东方长老约翰（Prêtre Jean）的传说。传说起于十字军东征，说东亚细亚有一基督教国，君主名Jean（可能是“王”或“汗”之谐音），极富强，管辖广袤之地，同情天主教之十字军，亦肯出兵相助，征讨回人。西欧人苦于与回人斗，听说有这么一个强盛的草原民族为外援，喜出望外，长老约翰的传说遂风声远布。
法王使者罗布鲁到西域时，曾多方询问，以为长老约翰是黑契丹（Karakitai）之乃蛮部人（Naiman），奉聂斯脱里派（Nestorianism，即景教）之基督教……
蒙古人的基督教
蒙古人起于今日之贝尔加湖以东的鄂尔浑河（Orkhon）下游，是继匈奴、鲜卑、拓跋、柔然之后的草原游牧部落，属于突厥语系，多奉原始的萨满教（Shamanism）。随者蒙古势力的迅速扩张，各门外族宗教渐次输入蒙古人中，佛、道二教毋庸赘言，而基督教在蒙古贵族中也传播甚广，他们所奉的基督教多为聂斯脱里派，中文称之为景教，元史亦称之为“也里可温”。
耶稣死后，他的信徒将其所传之教演化成基督教。基督，源自希腊文Christos，即希伯来文之弥撒亚（Messiah），救世主的意思，Christianism即救世主之教。然而，救世主耶稣是人还是神（上帝）？如果是人的话，他如何有能力救赎众生？如果是神，那么上帝之外是否另有一神？围绕这个问题，教内争论不休，宗派遂滋。公元428年，叙利亚人Nestorius（聂斯脱利），任君斯坦丁堡大宗主教（Patriarch），这是罗马教皇以下最高的地方教长。他主张基督是天主托灵圣母所生之人，故圣母非天主之母，而是人母，而基督则有二体：一、有形可见之人，二、无形不可见之天主。经过激烈的争论后，431年，聂氏被判为异教，驱出教门。聂氏弟子遂潜入中东传教，时至中世纪，蔚然成为中东基督教的主流。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623年，陕西盩厔出土一枚唐代石碑，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经过中外学者考证，世人始知聂传基督异教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长安，并取汉文名为“景教”，兴盛一时。
景教在蒙古贵族中传播甚广:
上述由法王特使罗伯鲁写的游记中有“可汗所居之官殿，系一女教友之所有，此女教友为可汗所宠幸而娶之者也”，所谓女教友，即信奉聂氏基督教之女，此女教友是大汗蒙哥的宠妃。
宪宗写给教宗的信中则说：“朕等亦敬事天主，赖天主之力……”,是因为皇太后脱列格那信奉聂氏基督教。
今日的宁夏贺兰山以北，中古时有一蒙古部落，名为克烈部（Keraites），其人多奉聂氏基督教，法籍汉学宗师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基督教之所以传到成吉思汗家族，正是因为与克烈王女通婚。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娶克烈王女Sorkaktani Bagi（谥显懿莊圣皇后）为妃，她笃奉景教，所生四子皆为汗：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基督教于蒙古廷内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黄河河套北岸另有一部落，名为汪古部（Ongud，是唐代天德军的故地，故马可波罗书中称Tenduc），其民亦多奉景教。汪古汗的孙女Dokuz Khatun（苦思可敦）初为托雷之妾，后为旭烈兀之妃，也是虔诚的景教徒。成吉思汗侍臣中最有名的镇海（Chinkei）也是克烈部的景教徒，他曾陪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从中原到阿姆河（Oxus），后因不附蒙哥而被杀。他儿子三人皆受基督教礼，为元廷高官。蒙哥汗的近臣博剌海（Bolghai）也是景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