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
有些书，直接开读，也能读个清楚明白。有些书，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最好先了解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创作背景再读，否则，像我这种很缺诗心，平时一板一眼说惯了大白话的，便很难读出作者隐晦的深意，曲折的暗喻和指代。
夏尔·波德莱尔，1821年生于巴黎。
其父学过哲学和神学，爱好文艺，结交了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并与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激进分子关系密切。在宫中任职，但不久就因厌烦宫中的繁文缛节而辞去官职，回家过悠闲而清静的生活。六十岁时娶二十六岁孤女为妻，生下波德莱尔。
老年得子，老父亲对小波德莱尔十分钟爱，常给他讲神话和故事，并带他到处参观和欣赏艺术作品，使波德莱尔从小就受到了文化艺术的熏陶。可惜，波德莱尔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旋即改嫁，使波德莱尔陷入了孤独和绝望之中，成了一名忧郁的“哈姆雷特”。
波德莱尔的继父是一个严肃而正统的军人，想按自己的意图把波德莱尔培养成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可波德莱尔无法忍受这种束缚，常常与继父发生冲突。
1832年，波德莱尔随母亲到继父的驻地里昂上学，成绩极好，但充满奇思异想。学校的寄宿生活和里昂当时的社会环境使他感到压抑和烦闷。
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才华出众，却不安分守己，结果被校方开除。
同年转入另一所学校，并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但没继续升学，而是走向社会，过他所向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去了。
他一方面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广交文人雅士，出入艺术沙龙，混迹在一群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当中，玩世不恭，挥金如土，引起了父母的极大不安，他们逼波德莱尔离开巴黎，出国作长途旅行。
这趟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虽然路途沉闷，但开阔了波德莱尔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想象力。
回到巴黎后，波德莱尔与继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久，他便带着生父留下的遗产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并在流浪中开始了文学创作。
他首先表现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和敏锐感觉，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新颖的观点和精辟的分析震动了评论界。次年他又发表了《1846年的沙龙》，提出了许多重大美学命题。
1848年，参加法国二月革命，但革命失败后他陷入悲观，发誓不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
1851年，以《冥府》为题发表了十一首诗，四年后又以《恶之花》为总题发表了十八首诗。
1857年，他把《冥府》和《恶之花》合在一起，另加了数十首诗出书，书名就叫作《恶之花》。
《恶之花》的大胆直率，得罪了当局，其超前意识和现代观念更触犯和激怒了保守势力，招致了一场残酷而不公的围攻。
波德莱尔被指控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上了法庭，被迫删去当局认为大逆不道的六首所谓的“淫诗”：《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吸血鬼的化身》。
四年后，《恶之花》新增了三十五首诗再版，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这期间，波德莱尔又陆续发表了《1859年的沙龙》《浪漫派的艺术》《美学探索》《人造天堂》等作品，并写了不少散文诗，还翻译了爱伦·坡的五卷作品。
爱伦·坡是波德莱尔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他的影响极大，他曾模仿爱伦·坡《旁注》的形式和主题，以“火箭”、“卫生”、“火箭·暗示”为小标题，写了许多随想式文字。
波德莱尔晚年在文坛功成名就，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宁静。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和接连不断的催债帐单使他想逃离法国。
1862年底，刚刚买断他版权的出版商马拉西斯破产，使他更陷于困境。
1864年，他去考察比利时的艺术画廊，打算写一本关于艺术的书，但他发现比利时比法国更令人难以忍受。
他以轻松的笔调和讽刺的口吻写了一些短诗，嘲笑比利时的狭隘、闭塞和缺乏个性。这些诗后来以《比利时讽刺集》为题发表。
波德莱尔在比利时期间还收集了许多的剪报，作了大量的笔记，准备写一本关于比利时的书。他在书名的选择上犹豫再三，后来终于决定用《可怜的比利时》。这些笔记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简介”，后一部分为“注释”，是前一部分的补充和说明。
由于波德莱尔身体急剧恶化，这本书也没有完成，但从材料上看，他对比利时的蔑视和仇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极尖刻地嘲笑和抨击比利时的各个方面，激烈得有点过分。专家们分析，这与波德莱尔当时的处境、心情和身体状况有关。
波德莱尔在比利时作了一些讲座，但很不成功，这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与比利时出版商的合作计划一再受挫，最后流产。更糟的是他这时的健康每况愈下，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只好回国。
1866年，病情恶化，后瘫痪，次年死在医院里。
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向往无拘无束的身心自由，视野意识和见解都超越了时代，与众不同，一生颠荡起伏，注定了波德莱尔爱美爱生活，愤世嫉俗，不被理解，功成名就却又窘迫潦倒，让人深感唏嘘心痛却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恶之花》因为泛读一遍，仍是云里雾里，关于诗的解读，只能待来日重读时，能否有收获，才敢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