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识人

一“字”识人:

仅凭一个“字”，可以认识一个人！这话说的，好像是酒喝高了，说的醉话。亦或是高烧未退，胡言乱语。除非你长了火眼金睛，如同孙大圣一般，只要那双眼睛眨巴几下，无论什么妖魔鬼怪，立即现出原形。请各位朋友莫急，容我慢慢道来。

——我这里说的“一字识人”，需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

一，这“字”，必须是有特定含义的字，比如“华”字，代表中国，这是尽人皆知的。

二，这“人”，也要在特定的场合下，对他的身世背景，为人处事，人品人格等方面，都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透过某个“字”，看清这个人的本来面貌，或者说是丑恶嘴脸。下面所举二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

其一，以“倭”字识人。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学教历史政治课，在地区党校担任党史教研室主任。调入大学后，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中共党史课程。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不说了然于胸，也算比较熟悉。当年的教研室主任，也担任党史教学工作。那时候，实行教学学分制，规定每个人每学期，都有一定的教学时数。由于“僧多粥少”，任务分配大权，掌握在主任手里。他说给谁多少，就多少，没有商量余地。因为，超过规定任务的工作量，到年终时候，要发年终奖，而且数额不菲。于是，那位主任大权独揽，他把大部分教学工作，都按排自己名下。剩下几个学时，才落到我们几个人头上。所以，每学年都无法完成教学任务。那时，我的月工资是62.5元，我和连喜两个人加一起，只有123元。一年的工资总金额，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而他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每年的年终奖，竟可以达到两千左右。由此可见，他有多么霸道。但是，他仍然不能满足。他要给学生开一门新课——中国近代史。因为，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有伪满时期国高毕业学历。他就去找辽宁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去听中国近代史讲座。他去听了几周之后，就开始给学生上课。由于他的课时任务多，又是主任，工作繁忙，就抓住我做助手。帮他在小黑板上画地图，替他写板书提纲等杂物。一天，他在备课，整理笔记。让我用彩色粉笔给他画地图，他走近我身边，问我:这个字，念什么？他把一个指头指向教材的“倭”字。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做了解释。那么，我为什么会震惊？

这又回到我所学的专业知识上来。因为，几乎在整个明清时代，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受到“倭寇”的侵略掠夺，从公元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从未停止。明代人，给取个名字，叫“倭寇”，意思就是小个子很矮的日本子海盗。至今，在东南沿海一带，很多孩子都知道这个名字，出现许多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如戚继光等，还保留着许多历史遗迹。即使是没有读几天书，但只要你去那里旅游过了，也会知道一点常识。然而，我们这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大主任，竟然不知道“倭”为何物？岂不贻笑大方！就是这样的水平，用商业的话来说，就是现发现卖！我拿起他的教材一看，原来编著者，就是我们师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他们也是夫妇二人，在学校恋爱，后来到辽师结婚的，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倭”字啊，让我深刻的认识了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情操！此其一也。

其二，一个“禺”字，认识一个处级领导干部。

我到宣传部后，提拔我当个副部长。在两个副部长中，处于最后一个。我创刊了学校的校报，任主编。一天，那位曹副部长，在喝茶吸烟，我在编辑报纸。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曹禺（他读成“偶”）是干什么的？国家和各级报刊杂志，都做通栏大标题报道？”

他的问话，令我大吃一惊！作为一所大学的宣传部部长，对我们国家最著名的戏剧家——曹禺，竟然一无所知。而且，把“禺”字读成“偶”了，岂不贻笑大方！我镇静一下，开玩笑的说:狗咬吕洞宾_不认识自家人啊！然后，我就给他做了简要介绍。由于在读书时养成的习惯，每逢遇到生僻字时，立马就去翻查词典，不要等把文章看完了，再去查看。那样往往在阅读完之后，也把词典的事儿忘记了。以后再遇到那个字还是不认识。曹部长也挺可怜，连查词典也不会，也许怪不得他。因为，他是工农干部出身，没念多少书啊！我很幸运的是，担任五年副部长后，终于等到党委领导班子换届，我还被选为党委委员，又兼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第二年，又兼任组织部长，直到退休为止。

这件事，回想起来让我都脸红。作为高等院校的宣传部部长，竟然无知到这种地步，还那么趾高气扬，实在让我汗颜！而且，就是他和部长合谋，要把我从宣传部赶走，由他来负责学校的校报。这个玩笑，也很冷酷！

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党委在干部使用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至于，学校的声誉如何，根本没有考虑在内。记得，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是丁浩川代校长的夫人——何楠若。那时，已经著作等身，国内知名度很高了。而我们的宣传部副部长，不比一个普通农民的知识多多少！那么，还妄论什么学校的知名度！

回忆往事，有时也感到屈辱。在我担任副部长期间，许多和我同时提拔起来的，好几位年轻干部，已经提拔为正处级了。这样，在分配房屋的时候，正负处级的分数，有很大差距，我就排在干部的后面了。在分配房子以前，又提拔一批副处级待遇的调研员，都是老干部，我这副处级与他们相比，分数还是很低，因为他们的工龄比我长。所以，几次分配房屋，我都排在后面。1989年秋，分配保定街的新楼，按照副处级计分，七八十平的三类房子，排不上号，最后和学校的工人排位，还没有老工人的分数高，只好和青年工人排位。分到一间只有四十多平的房子，一家六口人挤在一起。直到退休，才在女儿的帮助下，用贷款买的房子，就是现在这个一百多一点的产权房。以前，连喜为房子的事情，非常上火，有时就无名的发脾气。一直到买了这处新房子，心情才好起来，可惜的是，她住了没到二十年，就先走了。到将军山公园，去住更“新的房子”了。

别看人家不认识“倭”字和”禺“字，照样住上好房子。这就是社会现实。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权平等么？

回忆往事，以两个字为突破口，认识了两个人真实面目，也很欣慰。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

于2018.12.11.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