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

　　潘兵华说：写了几篇生产队记忆的人事，我停了下来。感觉这些往事，只是记录。没有多少自己处于当时那种境遇下的独特记忆……也许是年龄太小的原因，只是有印象，细节上的回放很难立起来。

　　人事、记忆、年龄太小、细节……这些词语，也打开了我的记忆阀门。

　　一条看不见的意识流，在窗外漫延过来的秋雨气雾，突然炸裂开来：喧嚣的声音、躁动的人影、傲慢的表情、偏执的观点……陡然鲜活了。

　　那灰濛濛的气雾中，有一个学校操场，在操场中间，有一个四四方方的舞台，舞台有多长、多宽，却是模糊了，但至少1.2米高，却是准确的。那一年，我1.3米高，那一天，我要陪同一个跟我一般高的瘦弱男孩，一起同向贴面倚舞台边墙站，眼睛正好与舞台面平行，可以看见舞台面上的人事。

　　按理说，舞台上的动静很大，有声音几乎在吼，但用眼睛真实看见，是我的职责。为了看得更加明白，只能脚尖不时地向上掂一掂，这时候，鼻尖只好顶着舞台墙面，嘴巴呵出的气息，满是土腥味……喷嚏是不敢打出声的，只得强忍住，过于憋屈，扭曲的脸颊，双眼挤涩出了泪丝——眼睛里的场面，用现在的人物场境来描述，严肃、庄重、萧瑟。但尽管如此，那时的我，似乎没有怕的感觉，还有一个不敢喷嚏的原因是，口中喷出的口沫会遇墙反弹进鼻中……

　　舞台上的场境，不是演戏，不是真相，只是真实。

　　真实的场境里，一串吼问的声音、一个轻弱的声音，还有一个稚嫩的声音，或在太阳底下，或在蒙蒙的微风里，或在轻细的软雨中，交织。

　　“你是谁？”

　　“我是地主！”

　　“地主是谁？”

　　“地主是王志杨！”

　　“王志杨是谁？”

　　“王志杨是我！”

　　“我又是谁？”

　　“我是地主！”

　　“打倒地主！”

　　“打倒王志杨！”

　　舞台上的场境，不是故事，其实也已不再真实，只是回忆的镜像。那个必须连喊两声“打倒”的声音，源发于那个瘦弱男孩细嫩的口中。至于我的身份，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算作监工，也因为我是前大队长的儿子，而那个男孩却是王志杨的孙子。规定的半小时里，记不得喊了多少次“打倒”，但那舞台墙面因呐喊喷出的气雾而反弹进口里的尘土味，却让我终生难忘。

　　舞台上的场境，每个星期要上演一次，大约持续了三个月后，被通知中止。

　　再过半年后，也是一个下雨天，我们正在上课，一个脸上长颗青痣的男人，突然裸体跳上舞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细细的风雨，真情地描述着他的哭意：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你走了我斗谁去呢，我该找谁问你是谁去呢，你若是王志杨可我是谁呢……

　　我知道，青痣男人口中的“你”是王志杨。我也知道，这样的舞台场境，只属于那个特殊的时代。但在我的真实记忆镜像中，流传的那个特殊时代，却是平和，至于前述3个多月舞台上的场境，也就这么一次。而且，听大人们讲，那个高喊“打倒”的男孩的奶奶，曾是青痣男人的母亲，青痣男人的父亲被王志杨活活打死，发生的时间自然是解放前，按现在的说法是，借用了时代，假公济私，用“批斗”报世仇……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细节非常真实，也是我眼中的真相，非常清晰：青痣男人自从那天裸奔后，便是彻底地疯了，嘴里只是不停地问：“你是谁？”

　　三十多年后，我回老家，隔壁的张大爷年龄大了，有时神志不清，突然抓住我的手问：“你是谁？”我的脸上竟然冒出了冷汗，问起了青痣男人，张大爷的儿子告诉我，青痣男人的生命力真的很强，直到两年前才得病走了，离奇的是，断气时，口中咕唧的已经不再是“你是谁”，而是“我是谁”，好像是在大吼一声“我是谁”之后断气的。

　　青痣男人从生存时的“你是谁”，到辞世时的“我是谁？”，跨越了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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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两个世纪的，不只是青痣男人。

　　我、瘦弱的男孩、张大爷、舞台场境，是人生经历的客观存在，舞台墙面的土腥味、雨天、大人们的猜疑讲述，更多的是此时描述所滋润的意象、镜像、因写作完善的真相……

　　伤痕文学的艺术观照，作者浸入故事人物的认知，因为阅读，激活了读者记忆镜像中的碎片、细节，有自己客观存在的体验经历，但不仅仅如此，还有阅读他人的创作体验，而更多的则是道听途说来的八卦碎片和传说体验，作者和读者，用客观存在的情感，把这些体验，串连成了历史，构建出了一幅加注了人为评判的历史画面。

　　文学拓展的碎片、细节，如亿万水分子，时间、空间、意识，绵延成历史长河。在文学和历史、作者和读者之间，拥有共同的客观元素：自由的物类、理性的人类，两者衍生出了一个永恒的客观的哲学话题——生活世界。

　　在“网络文学评论散文群”中，元辰在与潘兵华等文友探讨先锋作家时说：“须知国外的先锋作家没有不以自己信任的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批评流派作为坚强的后盾。你问中国的先锋作家，他的哲学、美学、史学理念是什么？是惶恐，是没有。”

　　我赞同这个观点。

　　客观，既是文学的基石，又是哲学的中心。

　　客观地说，这怪不了中国的先锋作家：汉文“哲学”一词，是舶来品。中国虽有五千多年传统文化历史，有哲学思维和观点，但无系统的哲学理论和概念，也无“哲学”学科和体系的衍生史，自然孪生的美学、心理学的基础教育。

　　中国人的文学思维，缺乏哲学概念，大多源于民间故事，源于少年兴趣，源于古典诗词，源于八卦新闻。

　　譬如当下，城镇里，几乎所有的孩子，牺牲周末或假期，挤奶式的填报补习班，归其名类，少年时代大多是琴书棋画、写作、体育等，及至青少时代，更多的是应试考试科目语数外，鲜有哲学、美学、心理学，课堂上即便有哲学课，也缺少生活哲学的意味，常常被政治常识占为主导。中国青少年时代，是缺乏哲学、美学、心理学体验和意味感染的时代。

　　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开篇说：“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藏，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往事”总是自行爬上来的，青少年时代的往事，包括经历、阅读和聆听而来的往事，总是文学思维源源不断的甘泉。

　　莫言在瑞典获奖感言时，谈的最多的是故乡，是青少年时代；记忆中最早、最痛苦、最深刻、最后悔的事情，也是故乡，也是青少年时代；他的文学思维及素养，还是故乡，还是青少年时代：“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

　　莫言探讨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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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先锋派五虎”之首的马原，体味出了无奈。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小说，1991年宣布“小说已死”之后，渐渐退隐写作江湖，做了一名教书先生。2012年，马原带着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高调回归，却带来了一个思考的问题：回归传统。当有人问及为什么重出江湖时，他说出了中国传统作家的真实无奈：“我想，无论干什么工作的人，他生了一场大病之后也是个哲学家。而我不巧又是一个写小说的，小说是我的方式，我没有办法，只能以小说的方式回归。”

　　马原的回归，让我想起了“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巴尔扎克。他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要当作家。第一部作品《克伦威尔》被剑桥大学的一位院士看过之后评价：“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巴尔扎克为了生计，开始涉足商业，尝试过出版业，办过印刷厂、铸字厂，都以失败而告终，重新进入文学创作。在此期间，他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广搏的知识。在他之前，法国拥有影响世界哲学进程的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笛卡尔。理论、概念的研究探索，是社会文化学者的必经之路。

　　在这种环境下，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理论更加投入，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他强调：艺术家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在此基础上，巴尔扎克拓宽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技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

　　马原被迫从先锋回归传统，尽管他说“大病后是个哲学家”，充其量，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哲学思维家”，无非就是“看穿”、“看透”、“勿争”、“勿强出头”，疑惑是重新认同曾经反传统的传统“中庸”。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严格地说，他是能够成为哲学家称号的作家的，20年的教书环境，给足了理论研究的充裕时间，但他研究的是方法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

　　英国小说家格雷安•葛林曾在《喜剧演员》中精辟地写道：“作家的前20年的人生就能涵盖他的全部经验。”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继而纠正“不是20年应是25年。”韩石山在《人与自然》中说：“好奇,该是文学思维最早的萌动?”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再次客观地说，马原没有好奇哲学的土壤或冲动，他不能有效地将哲学与文学成功地融合，也无法将哲学融入文学思维，这不怪他，从马原的人生经历看，在1978年前即他25岁前，无法体味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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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原本隶属西方认特产。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这个术语，意即“热爱智慧”，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把自己称为“爱智者”，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汉文“哲学”一词的出现，已经到了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用汉文“哲学”来翻译英文Philosophy。1896年，康有为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

　　青痣男人心陷魔症的“你是谁”、“我是谁”，在西方，却是一个衍生了无数社会科学的研究话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创性地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那条神谕箴言“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实现了由神到人、由自然到社会的哲学研究转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美学，与哲学如影相随。哲学，是美学的源发地。文学，又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才有不到四百年的历史。

　　1750年，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美学家鲍姆嘉通，在173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中，首次提出建立“美学”的建议，1742年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美学”这门新课，在1750年和1758年正式出版《美学（未完成）》第一卷和第二卷，他认为：主体先天的审美能力主要包括：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洞察一切的审视力、良好的记忆力、创作的天赋、鉴赏力、预见力、表达力和天赋的审美气质。

　　洞察一切的审视力，让我想到另一个哲学本源词：辩证法，它源自希腊语dialego，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意指一种逻辑论证的形式。古典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隶属思维方法论体系，只是一种化解不同意见的辩论方法。及至黑格尔，上升为“真正的哲学的方法”，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概念元素，它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进化，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看作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给辩证法下了科学的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辩证法给予作家的文学思维应该是：洞察一切，客观地用文学形式描述生活世界，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中的生活世界，并非一元，而是多元，有善有恶，即使同一个人，也常常拥有多重性格，即使是叛徒犹大，按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跟耶稣的政见不同：主张用暴力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最终把那出卖耶稣的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自杀是一种赎罪，也是一种善。

　　“先锋派五虎”的另一位虎将余华，他的早期小说主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余华曾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但是，他口中的“真实”，只是文本的真实，是艺术形式上的先锋，而非生活世界的真实，也非脱颖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锋，他在小说里设计的人物与情节，都是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相对于哲学而言，相对于辩证法而言，也相对于美学而言，给我的认知是傲慢和偏见，追寻文本形式技巧上的先锋，而忽略文本内容突破的先锋，注定余华真正缺乏哲学理论和概念意义上的文学思维，注定他跟马原一样，成不了哲学家称号的作家，也注定了他面对文学批评而阐发“你写试试”的辩驳，注定他必然回归传统写作。

　　在中国，这种傲慢和偏见，很是常见。曾在一个文学微信群里，我看到一位有点盛名的作家发了这样一句论断：“喜欢《论语》的人是垃圾。”看到这句话，又回望到记忆中青痣男人的两个询问：“你是谁？”“我是谁？”我心生恐惧。

　　突然发现，如果没有哲学概念上的辩证思维，无论是作家还是文艺评论家，只能在文学创作形式上陷入从众的漩涡。一个赋有哲学家称号的作家或文艺评论家，应该具有哲学概念上的客观思维、审美能力、辩证评判，应该在从容走过“你是谁”的审视之后，坦然面对“我是谁”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