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爷

四十多年前，自我记事起，我家的西南角就住着一户人家，男主姓姚，我们都叫他姚大爷。

姚大爷是我国东北地区热河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当地的热血青年，加入了抗击日寇的东北抗日联军。后来，由于敌众我寡，枪支弹药有限，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恶劣，联军受到严重挫折，被敌人打得死伤无数，队伍基本被打散。他九死一生，战场上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枪子弹片，随一批撤退的人马，退到了当年的苏联境内。他们这支义勇军经过长途跋涉，从苏联绕道到了中苏边界的新疆北部塔城地区，后来进入新疆腹地。

当时的新疆正值军阀盛世才和从甘肃领兵过来的土匪马仲英交战的时候，盛世才见到姚大爷他们这股人马，喜出望外，立刻把他们召集组织起来，编入自己的军队，和马仲英部进行了殊死战斗。经过三番五次的交战，盛世才打败平息了马仲英的叛乱，但盛又掉转戈头，开始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打匪军民。姚大爷一看形势危机，赶紧脱离了归化部队，隐姓埋名到了北疆天山一带的山区农村，解甲归田。

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由于姚大爷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解放前上过几年学，而且能写会算，还会用拉丁文写字，也算是个人才，因此，在天山脚下的吉木萨尔县大有镇（那时叫天山公社）信用社谋得了职业。因为放贷还贷等业务都干得非常出色，很快就升任为信用社主任，也博得山区老百姓的信任与称赞。但由于遭到一些有势力的当地人的排挤，故意说他历史不清楚，作风也有问题等“莫须有”的罪名，姚大爷被迫辞职，最后落户到本公社的泉水地村潜心务农。六十年代，又搬到了毗连的贾家湾村（当时叫大有六队），和我家做了邻居。

姚大爷不但有文化，对农业机械的使用和修理也颇为精通。在农业大集体的时候，经常为生产队维修播种机、小型收割机和犁铧、喷雾器、胶轮车等农机农具。

因为姚大爷来新疆时是单身，住在泉水地村的时候，四五十岁的他经人介绍，和县城北部一个离异的马姓中年妇女组成了家庭。后来，由于妻子生孩子难产，妻子的生命保住了，但孩子在医院被取出后就已经死了，从此，夫妇俩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七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新疆一度出于紧张局势。为了备战，国家要求山区居民挖地道。姚大爷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人，深知地道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也懂一些挖地道的技巧，于是就独自义务在离他家约一百多米远的西山梁上开始挖地道。姚大爷在地道里挖土，老伴姚奶奶则负责用筐子往外运土。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口气挖了几十米远的地道巷道。本来再挖一半的距离，地道就被打通，从山的另一侧就可开口出去，但由于国际局势的转变，中苏关系的缓和，姚大爷挖的地道也就暂时停了下来。后来这个半拉子地道就成了村里孩子们打“地道战”的最佳场所了。

姚大爷老两口都特别能吃苦。冬天，姚大爷总是用扁担挑着两个大筐，到生产队的地头或山梁上捡拾牛马拉下的粪便，挑回家堆积起来，等来年春粪沤好了，给自家菜园或生产队的树园瓜田里施肥。夏天，姚大爷收工回来，还要背个口袋，到离家一二里远的农田地梗上、水渠边挖猪草。差不多到猪草挖满口袋的时候，老伴的午饭也做好了，于是经常见到姚奶奶站在我家房屋后面自留地的高梗上，对着下面一直是下坡地的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田野，拉长了嗓音大声呼喊“老头子——吃饭咧——老头子——吃饭咧……”一直喊到那边传来微弱的回话“唉——唉——”，隐约看到姚大爷背着草袋的身影，姚奶奶才转身回家。

姚大爷不仅和老伴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和邻居们相处得也很好，对邻家的孩子也非常和善。姚大爷家的园子里栽种着几大棵苹果树，而周围邻居家几乎都没有果树，因此一到七八月份苹果成熟的季节，我们几个馋嘴的小孩总是趴在姚大爷家低矮的园墙上，看着挂满树枝的诱人苹果，等待姚大爷出现。只要见到姚大爷在园子里或一见他出房门，我们就会齐声央求到，“姚爷，给个果子吃”。姚大爷看到我们来要苹果，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边答应着边走到苹果树下，利落地给我们一人摘一二个熟好的果子。

一年秋天，姚大爷在自家园子里收割玉米杆，我和妹妹还有邻家兄妹几个小孩又去讨要玉米杆吃，因为那时的玉米杆就像甘蔗一样甜。姚大爷看我们站在他家大门边的栅栏外面要玉米杆，于是挑选杆粗水多的给我们四五个孩子一人砍了一株，并且说，剥开皮吃吧，甜得很……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春节，父亲带着七八岁的我和十来岁的三姐去姚大爷家拜年。到了姚大爷家，父亲和老两口相互拜过年之后就坐在炕桌上和他们喝茶唠嗑。姚大爷给我和姐姐给了几颗花糖后，又吩咐老伴给我们烤包子。此烤包子非彼烤包子，只见姚奶奶从外面拿进来二个冻包子，塞到火炉下面的热灰里。过了大概十多分钟，姚奶奶从灰堆里扒出二个烤黄的包子，一手拿一个，相互击打上面沾的灰，而且不停地用嘴吹着，往我俩手里递。当时不知道是嫌包子上有炉灰，还是嫌姚奶奶的手不干净，反正我和姐姐死活都不肯接过包子，更别说吃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太不懂事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年老体衰的姚大爷夫妇无力再进行生产劳动，后被老伴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接到了几百里外的大中城市昌吉。

自从姚大爷走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听说老两口到昌吉不到十年姚奶奶就去世了，可想而知，自老伴走后，作为一个没啥积蓄的继父，待在没怎么相处过的养女家，那日子一定过得不自在。据我家前面的另一家邻居大叔说，他到昌吉卖自家产的大蒜时，在街上看到过姚大爷，看到他头发都花白了，显得很苍老，在垃圾桶里捡废品。他说他走上前去和姚大爷相认寒暄后，掏出几十元卖蒜的钱让他随便买点补品啥的，但老人家坚定的婉言谢绝了。是年老了闲不住找点事做，还是生活所迫，还是另有隐情，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姚大爷一向是一个自尊心强而又城府很深的人。

后来听有人说，老伴死去没多久，姚大爷也去世了。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姚大爷的一生，是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一生，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生，愿远在天国的他过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