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5：使民非时，饿殍千里

「学而篇第一」5  

【原文】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国家，要慎重理政、诚实守信、节省财用、爱护部属，体恤民众”。

【解释】

1、“道千乘之国”：

“道”应为“導”，即“导”的繁体字，意为领导，这里引申为“治理”。

“乘”，音“圣”，意为辆。古时每乘有4匹马拉的兵车一辆，车上甲士3人，车下步卒72人，后勤人员25人，共计100人。古时用战车数量衡量国家战力的强弱，就如现代用飞机、舰船、坦克数量衡量国家战力一样。

从字面上看，这里说的是治理千乘之国。但儒家倡导的仁政实际上适用于任何国家，因此这里译为治理国家。

2、“敬事而信”：

“敬”即慎重地对待；“事”指政事。一国之政关乎亿万民众的利益安危，慎重其事，则可以尽量减少决策和行政失误，这就是行仁，因此要“敬事”。

“信”即诚实守信。增强政府公信力，有助于减少行政阻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扩大治理效果。商鞅变法前就曾用“徙木”的方式“立信”，可见，信是政令得以贯彻执行的必要保证，因此要“信”。

商鞅“徙木立信”

3、“节用而爱人”：

“节用”即减少开支，节省财用。政府的开支源于民众税收，政府节省财用，不但可以减轻民众负担，还有助于形成清廉的政风。此正为仁政的目标之一，因此要“节用”。

“爱”即爱护，“人”指“臣”，此处引申为“部属”。《诗经》有“宜民宜人”一句，旧注云：“人”谓“臣”，“民”谓“众庶”。“人”在先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即指一切人群；狭义则仅指“有位”的人，也就是有爵位、有官位、有知识的社会精英阶层。而“民”则指没有知识的平民百姓。因此处的“人”是与下句的“民”相对出现，故取其狭义。

爱护部属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使政令得以忠实执行。更重要的是可使言路畅通，这样，领导者才有可能获得部属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形成国家治理中的信息良性互动，使决策更加有效和避免盲目性。且孔子明确倡导要“君使臣以礼”，而“爱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要“爱人”。

有人因为“人”在古时的这种狭义解释而指责孔子提倡“爱人”实际是提倡“爱统治阶级”。这实在是一种曲解。古时君的施政一般都是通过下属的士大夫这些“人”去完成，很少与“民”作直接接触。即便其有爱民理念，也只能通过下属的“人臣”去间接实现。因此，君只有通过“爱人”才能实现其“爱民”的理念。因为只有仁君才能汇集贤臣，也唯有贤臣才能仁政爱民；而暴君从来都是汇集酷吏，酷吏也从来都是暴政害民。所以，对于仁君而言，“爱人”就是“爱民”。所谓孔子“只爱统治阶级”云云，属于典型的有悖于仁道思想的恶意解读。

4、“使民以时”：

“时”即时机，因古时以农业为主，故“以时”就是“根据农时”，“使民以时”也就是要在农闲时节役使民众，以免农民耽误耕作与收获，从而影响其生计。这实际上是一种体恤民众的表现。因此，“体恤民众”才是孔子“使民以时”的本意。

古时与民众相关的政府治理行为相对简单，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税赋，另一个就是夫役。前者是出钱粮，后者是出人力。因此只要政府能做到“使民以时”，基本就可以达成体恤民众的仁政目标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众相关的政府治理行为越来越多样化，用“使民以时”已经不能体现孔子行此倡议的本意了。因此这里将“使民以时”引申为“体恤民众”，以更加真实地彰显孔子力行仁政的政治追求及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与上一句的“爱护部属”呼应。

另外，古时官员的“丁忧”制度，也有“使民以时”的意思蕴含其中。因为古人重视孝道，让本该在家服孝的官员继续在外为朝廷做事就属于不“使民以时”，是不合乎仁道的。

5、“礼”以行义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了实行仁政的五项原则，即“敬、信、节、爱、时”。但是在从前，这些仁政原则的实施只能依赖于执政者的德行和自觉，而缺少必要的“体制”保障，即孔子所谓的“礼以行义”之“礼”，这就使得孔子所倡导的仁政很难真正实现。

孔子所言之“礼”，并非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礼貌、礼仪。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礼”是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这一点由《周礼》包含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项事务的内容即可证明。故唐朝儒家学者、《周礼义疏》作者贾公彦说：“礼，所以统叙万事”。

因此，孔子事实上很早就意识到，欲行仁道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保障配合。这也是晚清儒生王韬等人在见识了西方法治民主政体之后大感兴奋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孔子所谓的“礼以行义”之“礼”。

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都在“礼”实际缺位的状态下运行。由于权力不受约束，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是由极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拍脑袋决策，完全缺乏慎重、充分、理性的论证，是为无“敬”；由于权力肆意妄为，弄虚作假、徇私枉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是为无“信”；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公款消费、靡费公帑的现象时有发生，是为无“节”；由于权力的淫威日重，先秦时候的“臣”还是个“人”，到了大清的时候，“臣”就已经成了“奴才”，官员对上是附庸，对下是酷吏，是为无“爱”；由于权力的傲慢任性，执政时往往一意孤行，无视人民的利益和呼声，是为无“时”。

由于不能遵循“敬、信、节、爱、时”的仁政原则而导致的王朝兴替和历史悲剧，在中国屡见不鲜。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和大饥荒就是其中最为令人痛心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