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史诗
从植被繁茂的岭南坐着绿皮火车往北走，穿过河网密布的芙蓉王国，穿过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进入河南境内往西走，就到了绵延起伏的八百里伏牛山。我八十五岁的老奶奶和年逾半百的父母就生活在那里。多年以前，我还是光棍汉的时候，常常这样慢慢悠悠地回去看望他们。后来，我在江门安家又成为父亲，已经不能轻易走到他们身边，更多的时光里，我无法看到他们的表情，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活在我的想象中，如同我亦活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隔空相望，看不清彼此。我时常想，在这1500公里漫长距离的两端，在同一个时间点，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些平淡无奇的白天和夜晚。
1987年夏天，伏牛山南麓的夜晚总是大雨磅礴。我五十五岁的奶奶在那个夜晚步履匆匆，她要翻过三座丘陵，跨过两条小河，到四公里外请村里最好的接生婆。他的长子杨木匠，也就是我的父亲，坐在床边，拉着我母亲的手，焦急地等待着。我就是在那个深夜睁开混沌之眼。在我云开雾散阳光乍现的时刻，我应该看得到杨木匠和他的妻子喜极而泣的样子，我应该听得到雨水漏过茅草屋顶滴到盆子里“叮咚，叮咚”的脆响。在他们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我的出生是他们共同迎来的最大一场雨。我更应该听到奶奶握着我的小手跪地祷告的声音，我是他长子的长子，我听见她颤抖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的怜悯。”
茅草屋总是漏雨，土坯墙总是渗水，我出生以后，杨木匠下定了重新建房的决心。那一年，是杨木匠拜师学艺后自立门户的第六年，他的手艺得到五里三村的广泛认可，二十一岁的他已是大家眼中的“老师傅”。杨木匠在那些日子里空前地忙碌起来，院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料。杨木匠在木料堆里往来穿梭，他拎起一根木材量一量长短，眯着眼瞄一瞄曲直，再用木锯、刨子、锤子一步一步造出精美的门框、衣柜、橱柜。木料的味道弥漫整个院子。我母亲就在这味道里一边洗衣做饭，一边看着我在院子里爬来爬去。
我在杨木匠创造的刨花锯末堆里学会了直立行走，这时候杨木匠就有了一个小跟班。我站在他身边看他锯木头，推刨子，时不时按照他的指示去拿尺子或者钉子放到他的手心。杨木匠乐呵呵地看着我，等他热的汗流满面的时候，就拿起放在我左侧肩膀的毛巾擦一擦脸，再放回到我右侧的肩膀上。杨木匠越干越有劲，仿佛新房子正在他的手里盖起来。然而雨水总是会到来，这时候我和母亲就要躲回到屋子里，在漏雨的地方放上盆子接水，杨木匠穿上雨衣拎着铁锨到房子的四周看一看，疏通那些被泥土堵塞了的水沟，防止积水冲垮了墙脚。屋子在雨水里矗立着，我和母亲在屋子里静静地等待着，走在雨水里的杨木匠就像这房子的守护神。
我上小学的时候，杨木匠首先教会我的就是一个“雨”字，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如今想来，除却是因为我在大雨里出生，恐怕还有让我铭记那些雨中渡过的艰难岁月的意味。我的小学离家很近，不足一公里的距离，杨木匠放任我一个人自去自回，不怕跑丢。跑丢了又能到哪里去呢？无非是跟小伙伴们捉鱼、斗鸡玩疯了，跑到别人家住，杨木匠知道我跑得再远也跑不出那个村子。但是杨木匠还是担心，他和我母亲一起在那些夜晚挨家挨户地找一遍，半夜三更把我拎回来。
我妹妹出生以后，杨木匠干活就更卖力了。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土坯房里，总让他感到不安。每次我放学回来，都看到越来越多的木料堆在院子里，越拉越多的成品站起来，一派繁忙景象，我要喊一声“爸”，才能看到他隐没在木料堆里的身影。那些白天夜晚，年轻气盛的杨木匠不知疲倦，马不停蹄地赶活，他心里一直装着盖房子的事。多少个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电刨子推平木板的声音，我走到窗口怔怔地看着灯光下我年轻的父亲和年轻的母亲把一片片平整的木板叠放起来。妹妹在一旁熟睡，她对此浑然不觉。
杨木匠的愿望推迟于1995年冬天的一场大火。那个冬天格外寒冷，一场大雪覆盖了豫西南，覆盖了我家的土坯房，茅草屋顶也积着厚厚的雪。因着我家木料可以烤火的缘故，亲戚们吃过晚饭都过来取暖。长辈们围拢在一起谈天说地，我和表哥表弟们在一旁奔跑嬉戏，但长辈们决不允许我们玩跟火有关的游戏。可是那一晚，长辈们放松了警惕，他们没有在散场的时候做足够的检查。没有人知道，一根小木棍带着的火苗正在木料房的角落里形成熊熊火焰。而这根木棍正是顽皮的我带出去的。那天晚上，我粘着表哥在姑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回到家的时候，半个院子的木料已经烧成炭火，黑色的烟灰覆盖了整个院子，连同杨木匠和我的母亲的脸也是黑色的。大人们说，他们拎着锅碗瓢盆去河里取水，跟熊熊大火搏斗了一夜。大人们说，他们问来问去已经知道罪魁祸首就是我。大人们说，你这么小小年纪就闯这么大的祸。我忍着泪看杨木匠的脸色，我看到我疲惫的父亲看了看烧毁的木料，又看了看我，什么都没说。
杨木匠更加拼命地干活了，他没有屈服于那场大火。1997年春天，当伏牛山的雨季快要来临的时候，有着四个房间的红砖房取代了矗立十多年的土坯房。雨水不再从房顶漏下来，接水的盆子已派不上用场。但杨木匠还是会穿着雨衣拎着铁锨走出去，围着房子四周看一看，疏通疏通水渠，他要确保这房子的墙根经得起一场接一场的风吹雨打。
红砖房经受着岁月的洗礼，杨木匠不再为雨季的来临而心存不安。然而，杨木匠的艰难岁月并没有因为红砖房的建立而一劳永逸，在1997年以后的更长一段时期里，他还要为我和妹妹的教育而耗费心力。
我和妹妹相差三岁，这年龄正好形成我上初中她上小学、我上高中她上初中、我上大学她上高中的局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义务教育还没有开始免费的时期，接连不断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杨木匠来讲是一笔笔时常觉得头疼又不能喘息的固定开支。那时候，杨木匠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想方设法凑够这些费用。这几乎成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那些年的秋天是农人们最高兴的季节，不只是因为各种各样庄稼的成熟，更因为这成熟的麦子、玉米、花生、苹果、西瓜等等等等可以到集市上换来儿女们新一个学期的费用。在那些秋天，杨木匠带着我们去地里，一人一把镰刀割麦子。一村庄的人都裹着头巾伏着身子割麦，那大片大片金黄金黄的麦子一捆捆地堆积起来，整个原野释放着麦子的香味。杨木匠把它们一捆一捆地背上驴车，我们在车后使劲儿推，这一车车麦子在大场里被除去麦秸，碾掉外壳，经过一番与木锨的迎风飞舞，麦粒落下来，一点一点堆积如山。最让我难忘的，是杨木匠将那些装满麦子的布袋子一袋一袋背到红砖房顶上去晾晒。那些布袋足有一两百斤，杨木匠扛起它们，歪着脖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我站在地上望着他的背影，看汗水淌满他全身，阳光从对面照在我壮实的父亲的身上，汗水闪着亮光。
除了收庄稼，那些从学校回到家里的周末，我和杨木匠还有另外的合作。那时候，木匠的工具已经更新换代，杨木匠买了一台电锯放在院子里，那些大而笨重的木头就在这电锯上解成一块一块木板。我和杨木匠合力把大木头抬上车床，杨木匠站在电锯南侧，我站在电锯北侧，杨木匠把木头从北侧推过锯片，我在南侧接过锯下来的木板，把它们整整齐齐放在一起。这样一次一次重复操作着。一侧的个头慢慢长高着，力气越来越大，而另一侧要抬起那笨重的木头却越来越吃力。多年以来，每当我听到锯片锯开木头的声音，我的脑海都回放起这样的景象。仿佛我和我父亲的距离就是这么近，他在一侧，我在另一侧，他伸过来的东西我可以接着，我们隔锯相望着。
杨木匠就是在这样的辛勤中养育着我和妹妹。有着初中文化的杨木匠因为家里穷而辍学学艺，可是他却靠着勤劳的双手让我和妹妹尽可能地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我清晰地记得，我上高中的那一天，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个初中的父亲再也教不了一个高中的儿子了。”工作以后，我时常觉得，我所受的教育，我所形成的性格，何尝不是源自于他所呈现给我的最初的生活和品格。
2009年，当我踏上岭南土地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父辈的老去。直到我懂得我每年只能回去一次两次看望他们的时候，我才一遍一遍清晰地看到皱纹是怎样爬上他们的额头眼角，白发是怎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的双鬓。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已经看不出太多的变化，她的头发在一两年的时间变得雪白，皱纹已经多的数不清楚，时光已经不能在她的面容上展现更多的威力。
铝合金门窗在村子里更多的出现，我的父亲也不再从事木匠的活计，他改行去做和木工有关的装修。杨木匠从此变成了杨师傅，他木匠的名声隐入历史，只在偶尔被人提及。
但他引以为豪的，是我让他装修了我的房子的天花。那一年夏天，他千里迢迢地从河南带着工具过来，我和妻子陪着他到市场购买材料。十多天的时间，他一个人在我的毛坯房里敲敲打打，把整个天花装成他中意的样子。那个周末，我和他一起干活，他坐在三角梯上，我在下面给他递工具，送板材，我们父子仿佛又回到一起锯木板的岁月。五十岁的父亲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岁的年纪。
这些年，我在江门结婚、生子的重大时刻，我的父母都会不远千里赶过来，住上几天又要回去。我常劝他们多住些日子，但是毕竟家里还有老奶奶的要照顾。所以，父母虽多次过来，竟没有去看一看大海。新房入伙的时候，我决心带他们去看一看大海。我们驱车两百多里到阳江海陵岛，在那里游泳、冲浪、吃海鲜，晚上住在邻近海边的海景洋房。那一晚，海风徐徐吹拂的晚上，一家人坐在阳台，月亮挂在星空，我和父亲母亲聊着往事，妻子和儿子玩着游戏。近处是温馨祥和的氛围，远处是辽阔无际的大海，我感到父母的年轻，感到我们之间那种无以形容的近。我的心里不禁涌动着一股暖流。
刚出生的时候，我在父母的怀里；小学的时候，我每天可以见到父母；中学的时候，我每周见一次父母；大学的时候，我每半个学期见一次父母。如今，只能每年见一次父母。我们靠电话过问彼此的生活，电话这端在岭南，电话那端在河南，电话这端是我和我的妻子孩子，电话那端是我的父亲母亲。这声音穿越15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我的面前。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同一个世界里过着各自的生活。可是每一对父母儿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彼此永远看不见，永远听不见，只好趁着这有限的时光，共同写一出荡气回肠的人间史诗，诉说这人世间最朴素、最珍贵、最永恒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