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札记（55）：改革军制和南移构想

石越的军制改革构想没有得到名将王韶的首肯，却得到了他的儿子王厚和部将郭逵的支持，终于得以推行。大致思路有两点：以讲武堂训练将官，变相裁汰厢军。讲武堂不知是否借鉴了黄埔军校的模式。每逢灾年，宋廷便在流民中招募身强体壮者纳入厢军（地方军队），缓一时之急，却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当初石越在武庙遇到的几个年轻人，薛奕开辟新航路去了，文焕、田烈武、吴安国进了讲武堂都受到重视，段子介却埋没人群。段子介在酒楼议论军制改革，一语道出实质是变相裁军，落入一旁的章惇之耳。被章惇看中，要去卫尉寺当军法官培养。文焕几人接受训练后各有军职。

基于当时北方兼并严重、南方尚未开发的情况，石越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移民构想。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北方失地流民迁移到南方，带去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发湖广。因其构想过于庞大，没有得到皇上和宰执们的支持。石越采取“进二退一”之策，实现了南移的第一步——派厢军到南方军屯，具体由工部苏辙负责执行。

经济重心南迁是封建社会发展趋势，石越要做的就是加快这一进程，让“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提前出现。石越认为兼并无法抑制，开发南方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兼并无法抑制？存疑。）北方流民迁移到南方，既解决了北方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又促进了南方的发展。移民工程浩大，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南迁居民与原住民的冲突。厢军军屯先行，一方面解决了厢军闲置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南迁民众。

与此同时，薛奕在海外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起初无人愿意节制杭州市舶司，只有薛奕出于对石越的追随，主动前往。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显示出来后，薛奕成了许多人眼红的对象。随着杭州航线稳定，薛奕被调往广州开发南海贸易群。薛奕没有辜负石越的期望，从海外购入了凌牙门（今新加坡），大宋在海外有了一块贸易基地，财源滚滚而来。

从经济层面来讲，石越的改革和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差异，在于王安石是在分配上下功夫，“劫富济国”；石越着眼于促进生产和流通，社会财富多了，财政收入自然就增加了。所以王安石变法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石越的改革却比较顺利。当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原本就超越了时代，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已是前无古人。而石越却是来自二十一世纪，有着上帝视角。《新宋》毕竟只是小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