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阶上的女人

写在前面：经作者同意并授权，代为发布，特此说明。

1

那个女人又来了。

风从大院墙外光秃秃的树梢上径直吹过来，把她身上看不清颜色的大衣衣摆掀转过来，她像随时会飘走的气球人，摇摇晃晃的，然而她每天都屹立在办事大厅玻璃门外高高的台阶上，像脚下固定好了支架，又仿佛和那栋庄严的大楼长成了一体，透着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倔强。

打卡时间就要到了。台阶一共三十三级，我一步跨三级，一共花了十一步走向她。我像往常一样匆匆越过她，穿过仅打开的一扇玻璃门走进办事大厅，从另一个侧门拐到墙后，再走十三步，到更衣室换上蓝色制服，然后向左走七步，就坐到了办事大厅的5号工位上，开始我一天的工作。

再没有比这更无聊的工作了，如果没有意外，我会在这无聊中耗完我的一辈子。不过也无所谓，人不管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不管怎么过完这一辈子最后都会后悔的。一群人拿着号码牌来到我的工位前，隔着玻璃，通过一个仅容一只手伸进去的小洞递给我一叠资料，我再从小洞给他们发三张表格，只要资料齐全，并且信息核对无误，我就打开桌上的仪器，即时签署一张绿皮证书发给他们。他们可以凭着证书出入大部分场所，当然不包括这栋大楼的其他地方。等到钟声敲响十七下，我也刚好签署完第一百张卡片，总是一张也不多，一张也不少，一百张是我每天的工作量——这时候我就下班了。

时间毫无意义地流淌过去，也许根本无法流淌，全部搁浅在黑色大理石桌面下陷的小洞里了，怎么都填不满它。我在一叠叠资料和一张张表格交接的间隙里抬起头，看着自己印在玻璃上模糊的影子，和玻璃外排队的人群叠在一起，分不清楚界限。

我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地方，隔着两层玻璃看到了台阶上的女人。她背向我，面向被建筑物裁剪成长方形的天空，定定地站着，像一个认真的狩猎者。

“嘿，你收不收啊！”

我收回视线，第69号正在不耐烦地敲着我面前的玻璃，是个腆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挂着大金条链子。我手伸进洞口，拿出他递给我的资料，随意翻开看看，还缺一份，出生证明。但我什么都没有说，如果我胆敢质疑他的资料不齐全，他一定会拿出手机拨给谁，或者当场翻脸质疑我的办事效率，这样我今天的工作指标就完不成了。

我严肃地点点头，通过小窗户递给他三张表格。69号听话地俯下身去填写。我用手托住下巴，视线又飘到台阶上女人的身上。这个莫名奇妙的女人每天都来，来得比我早，走得比我晚，她不像是来上班的，也不像是来办证的，我从未见过她踏进办事大厅，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我生出疑惑，但始终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我的工作已经够我忙的了。

女人突然转头，我们的视线在半空中撞上了，我赶紧低下头。69号已经填好表格，又在不耐烦地敲玻璃了。面前的资料和表格堆成杂乱的小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被关在盒子里，那个女人却拥有绝对的自由。

下班经过她，我叫了她。“欸，你叫什么名字？”

“蒋小云。”她愣了一下才回答，可能没想到有人和她搭讪。

“蒋小云是吧，你没看到我们都下班了？怎么还不走，你想要干什么？”我才发现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远看着她干干瘦瘦的，近看脸上全是胶原蛋白，像刚从果园摘下的新鲜苹果，小巧坚挺的鼻子，嘴上抹着橘色口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黑的像团散不开的墨汁，白的清澈得像张白纸。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转身下了台阶。

我被晾在那里，一股屈辱的感受挣脱了长久以来的麻木，瞬间自胸腔升腾上来，化为怒火燃烧，谁都有资格这么看我，谁都有资格无视我的问题，只管扔给我一叠又一叠的资料。

“你站住！”我上前拉住她，她的手腕又细又凉的，动来动去像一条蛇。我能握住一圈半。

蒋小云停住了挣扎，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往我身上转了一圈。“我知道你，”她说，“你是5号，我不找你，你办不了我的事儿。”

“你什么事儿？”

下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松开她，蒋小云笑嘻嘻地对他们挥手说“明天见”，没有人理会她。她转头向我噗呲笑出声，“你真不晓得我的事儿？你去问问嘛，这栋楼里还有谁不知道我，随便问去。啊，你是不是太可怜了，没人和你说话，你可别找我啊，我也不会理你的。”

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看清了我的虚张声势，她知道我不是管事的。我是大楼里的小透明，我只是个合同工。合同工不是我的错，没有人愿意每天关在玻璃房里，像台机一样运转，甚至不需要运转，只要做一枚安稳的螺丝钉。我父母除外，他们在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千辛万苦地打通各种关系，为我谋到了这个工位。离家近，多少也算是个保障，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不知道，我大学时就谈了个男朋友，他去北京读研，明年就毕业了，现在忙着写论文、找工作，正是最吃紧的时候。我们联系不多，但他答应我，毕业后他会身披五彩圣衣脚踏七色祥云地来接我，我会像豢养在玻璃缸里的鱼儿游进大海，我们将到北京过五光十色的生活。我等他。

2

和蒋小云首次交锋的经历让我很不快，我看到她高高地立在台阶上，就会想起她给予我的屈辱。我实在不想走进那栋大楼，但又不得不在她似笑非笑的注视下钻进门洞，踩着窘迫的步子迈向我的工位。我男朋友说，他还需要时间，请我再忍耐一下。

我还需要再忍耐一下。

蒋小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又粗又长的辫子，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不总是合身，也不讲究搭配。如果不仔细看，会觉得她是个庸俗老气的女人。但我知道她长得漂亮，还很骄傲。我开始悄悄打听和留意蒋小云的事情。她是外地人，到这里没有工作，她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她至少得租一个房子。

不管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能耐，对任何事情都显得游刃有余和兴致勃勃的样子。6号工位的芳姐便是这样。她整天和我一起呆在办事大厅的玻璃后，但看上去她对这栋楼里里外外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芳姐支支吾吾的，说蒋小云的事很复杂。我帮她点了一个星期的午餐，她才像挤牙膏那样，把蒋小云的故事断断续续地挤了出来。

三年前，我还在读大学。蒋小云来报警，排的是芳姐的号。她的弟弟蒋小斌失踪了，她报警说看到弟弟是被人用刀捅死的，一共捅了18刀，凶手是她的前男友和他的妻子。按照命案必破的要求，全局上上下下熬了三天三夜，案子破了。

蒋小斌是溺水死的，才19岁。

目击者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每天天没亮就到西江堤岸上晨练，发现那个趴在江边肿得没有人形的尸体后，就一病不起了。

后来呢？我听得惊心动魄的。

芳姐把饭盒打开，看了一眼就盖上了，说，怎么又是蒸排骨，何记的猪肚鸡胡椒味够浓够辣，明天咱换个口味。我把我的辣子鸡盒饭递过去，芳姐放到鼻子下使劲吸入一口，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们边吃边说。

蒋小云见到弟弟的尸体后，立即冷静地改了口供。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致命伤口，明显不是捅死的。她说亲眼见到蒋小斌是被她男朋友和妻子绑到江边再推下去的。然而，新口供仍然经不起推敲，通过缜密侦查和广泛走访掌握到的所有证据都不支持她的证词。蒋小云的男朋友和妻子都有充份的不在场证明，江边的监控录像显示蒋小斌没有同行者。蒋小斌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事发时正在服药期间，最终的鉴定结果是蒋小斌系精神病发作期间意外死亡。

三年过去了，蒋小云拒绝在家属通知书上签名，至今她弟弟肿烂的遗体还躺在市殡仪馆的冰柜里，每年要耗费局里一大笔经费。

芳姐停下来，吸口奶茶，一次性筷子伸过来夹去一块排骨，边嚼边说，还挺香的。我想象着尸体躺在冰柜里的样子，没什么胃口，索性把塑料饭盒推给芳姐，说，我饱了，你吃吧。

芳姐吐出骨头，继续说下去。局里本来不打算追究蒋小云报假警的责任，人毕竟是死了。可是她越来越过分，每天都堵在单位门口，只要看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和出过面的领导，她就追上去又哭又骂，要求捉拿真凶。后来她被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病”，住院治疗了半年，最近才出来了。

蒋小云的病是不是家族遗传，怎么她弟弟和她都有精神病呢？我忍不住插话。芳姐，她说看到她弟弟被人用刀捅死，后来又说看到被推到江里，是不是就是精神病先兆啊，还是她故意污蔑她前男友的？芳姐撇着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谁知道呢，年纪轻轻的，你别瞎琢磨。说完芳姐看看四下，把那张油光铮亮的嘴凑到我耳边，打了一个响膈，顺了好一会儿气才接着说，我告诉你的事，你可别告诉别人。我慎重地点头，芳姐又看看左右，压低声音说，没有一个好人，蒋小云是被她前男友骗的，男人有家室还去勾搭她，家里也挺厉害的，她知道自己是小三，不甘心，就把弟弟从老家叫过来，想敲一笔竹杠，谁知道反害蒋小斌丢了性命。她家里人恨死她了，她又回不去老家，成了精神病也没人敢娶，你说她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里。

听到这里，我觉得蒋小云还挺可怜的，她不过是个弱女子，却从未放弃抗争，不过是想要个公道罢了。芳姐哂笑着说，什么公道啊，她想要笔赔偿，但谁给她赔啊。我问芳姐，她靠什么生活？她要租房子，还要吃饭，哪来的钱？芳姐挤着眼睛笑了，说，傻姑娘，她是个年轻女人，路子又野，还愁交不起房租吗？

我张了张口，说不出话来。

3

那之后，我对蒋小云抱有一种鄙夷和怜悯杂糅的复杂情绪。有几次走到她面前，我就想出口挑衅：“蒋小云，你在这里耗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会理你的，真是个可怜的女人。”但我是不屑于和她说话的，只是挺直了腰杆越过她，堂而皇之地走进玻璃门后。

那天我上班有点晚了，远远看到台阶上站着一群人。已经过了打卡时间，我踌躇着要不要避开人群从后门绕过去。一辆奥迪轿车平稳地停在台阶下，司机下车，绕过去打开后座车门，有人走下车。蒋小云突然披头散发地冲下台阶，径直朝他跪了下去。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所有人都愣住了。几秒钟后，我看到芳姐冲出人群，还朝我招手，我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跑上去，和芳姐一边一个架着蒋小云的胳膊，把她拖到了门卫室后面的小房间里。

蒋小云果然是个疯子，我和芳姐都比她高一个头，两个人几乎都架不住她了。她一次次扒开我们的胳膊，不要命地把头撞向墙上。有几次真给她她挣脱了，头上撞出了血丝，要不是芳姐眼疾手快拦腰抱住，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我们都疲惫不已，好在楼上下来了几个女工作人员，我们一起用身体搭成人墙围住蒋小云。蒋小云挣不开了，但她凄厉的哀嚎响彻大楼的每个角落。

混乱的场面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最后是120救护车把蒋小云拉走的。人群散尽，我和芳姐瘫坐在门卫室的沙发上，看着狼狈不堪的彼此，相互苦笑。芳姐的制服外套被扯掉几个扣子，露出皱巴巴的衬衣，精心烫染过的头发歪在头顶，像是假发，眼影被说不清楚的液体洇开来，一路流到脸颊，毛孔全部打开吸了入去，看上去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当然，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二天，蒋小云又出现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的辫子贴着头皮编得又粗又长，依然抹着橘色唇膏，满不在乎地嬉笑着。她拉住台阶上每个人，对人说医生给她检查了，她没病，她是被冤枉的，她全家都是。

她也拉住了我，我想起她可怖的样子，赶紧甩开她钻进大厅，她隔着玻璃笑嘻嘻地喊：“你怕什么，5号，我不找你，你办不了我的事儿。”

神经病。

昨天蒋小云在台阶下堵住的是省里来的重要领导，督导工作场面和省领导的脸色一样难看。省领导走后，局领导立即组织召开会议，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应急预案，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领导包案制度，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芳姐说到这里，长叹了口气，说，明年蒋小云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了。

我问芳姐，你劝她的话是不是真的？芳姐诧异地看着我，说，我说什么了，当时太乱，说过什么也不记得了。蒋小云要撞墙时，芳姐猫腰抱着她说了很多话，蒋小云骂一句，她也跟着骂一句，蒋小云哭，她也跟着哭。她们说的全是骂男人的狠话，反正我也说不出来，我说你说要给她找份工作，芳姐说，对，我记起来了，我这就向局里反映。

4

转眼就过年了。办事大厅门前的台阶上挂上红灯笼，喜气洋洋的。玻璃门洗刷一新，门后一角放了张桌子，一位新来的男保安整日坐在那里，茫然地看着台阶上来来往往的人。

芳姐说是个刚退伍的军人。他穿着笔挺的保安制服，看上去孔武有力的样子，但是木讷，我从未见到他给哪个领导开车门及开电梯，他和蒋小云隔着玻璃门，各自安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几次我看到蒋小云缠着领导走入大厅，保安立即起立，一个箭步跨出去，一个跨立把整个门洞都堵住了，蒋小云怎么都推不动他，一高一矮，一壮一瘦，像逗猴儿似的，把办事大厅和台阶上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蒋小云也跟着笑。到处都洋溢着懒洋洋的过年气氛。

过完年，天气渐渐暖起来，满大院飘荡着玉兰花的香气。虽然玻璃窗里闻不到花香，但我每天都喜滋滋的，和男朋友相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还有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了。蒋小云仍然每天都来，她不闹了，闹也闹不过，门口的保安是专门为她设的。

蒋小云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她已经不闹了，天气好时安静地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偶尔保安会出去转转，我看到他们会走近了说上几句话，我就指给芳姐看，芳姐也笑了，说，真逗，他们是一个地方的。

芳姐一直张罗着给蒋小云找工作，超市收银员、公司保洁员、餐厅服务员……我跟芳姐带蒋小云去见过几次工，当场说得好好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第二天她又跑回来，死活不愿意做了。

6月，我辞职了，去了北京。

冬天前，我又回到玻璃窗后的5号工位上。日子缓缓流动，如一条永不会停滞的溪流，我会像芳姐一样在玻璃窗后生活得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只要你愿意，再小的池塘也可以当成大海，横竖都是水，它们本质上就没有什么区别。

时间慢慢加速，要不是芳姐主动提起，我已经忘记多久没有见到蒋小云了，甚至忘记了那个曾经如同幽灵般徘徊在台阶上的女人。她像是命运给予我的神谕，让我蓦然明白，你总是幻想有梯子伸下来，你可以抓住它逃出去，其实你无处可逃。你只是高高地立在那里，无所凭据。迟早有一天，你会从高处摔下来，然后你要爬起来自己走下去。

蒋小云是跟保安一起走的，玻璃门后的桌子早就撤了，新一年的红灯笼又即将挂起来，他们存在的痕迹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

然而，芳姐一口咬定，蒋小云还会回来的。

5万块钱，她拿了5万块钱走的。芳姐一边扣着制服外套的纽扣一边走在阴暗的过道里，过道很狭窄，我必须侧着半个身体才能走到一块儿，什么5万块？芳姐说，你走后不久，蒋小云就签字了，她弟弟当天就火化了，还是我找她签的。你猜她去干嘛， 养鸡！阿强，就以前门口那保安，家里有几十亩山地，他们要回去开山养鸡。

那5万块钱，她前男友给的？我抢先一步推开玻璃门，让芳姐先进去，我也进去了，手一松开，玻璃门就自动关上了。芳姐说，这不重要，有人找到阿强，给她送5万块钱，她签字时就这样说的。谁给的？我追问。芳姐坐到6号工位上，生硬地说，那不重要，蒋小云走了，对大家都好，有人算了账，冷冻尸体的钱远远不止5万块。办事大厅开始叫号了，芳姐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继续说，5万块花完，明年她还会回来的，等着吧，这种事情我见多了。

我坐下来，望出去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又看到了蒋小云徘徊在台阶上的身影，我又眨了眨眼睛，只看到自己印在玻璃上的影子。我伸手按下面前的绿色按钮，第1号办证的人正在向我走来。

山里没有台阶。蒋小云，你得自己用双脚走出来一条路，请千万，千万不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