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28天《国蓄 第七十三》第一部分
《管子》学习第228天《国蓄 第七十三》第一部分
原文阅读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字词注释
[1]民不足于用：足，宋本作“罪”。黎翔凤以上句“金”字解为“禁”以迁就“罪”字，殊嫌迂曲。张佩纶、许维遹等据赵本、《纂诂》本及其他相关材料辨析，认为当是“足”字，理由充分，今据改。又，何如璋说：唐杜佑《通典·食货十二》引此有“管子曰：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三句，在“国有十年之蓄”句上。宋本无。
[2]事业：职业。交接：交换。
[3]挟：控制。
[4]累：系累，受控制。
[5]司命：指关乎命运者。
[6]通施：通货，货币。
[7]理：道理，内情。
[8]洽：通洽，通达。
[9]租籍：指本书《海王》所谓室、树、畜、人之税，有见“夺”之形，乃民所不欲，故为“强求”者。
[10]租税：指所谓“官山海”而收取之税，国家通过调控商品价格获得，比较隐蔽，是经过谋划而获得的，故曰“虑而请”。
[11]请：求取，索取。
[12]废：通“发”。开发。
[13]利出于一孔：财利出入的途径只有一条。指国家独占所有财利。孔，通道，途径。
[14]诎：屈服，服从。
[15]养：养生的东西。这里指谋取高利。
[16]隘：通“厄”。限制，控制。
译文参考
国家拥有十年的粮食储备，百姓却缺乏食粮，就都用各种技能去求取君主的俸禄；君主拥有盐铁的专卖收入，百姓却缺乏财用，就都用各自职业去换取君主的钱币。因而君主控制了百姓的食粮，掌握了百姓的财货，凭借国家的富余来控制百姓的不足，所以百姓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五谷食粮是百姓生命的主宰，黄金货币是百姓交易流通的工具。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交易流通的工具来操纵百姓的命运，因此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民力。
百姓总是信任亲己之人，而舍命追逐财利的，四海之内都是这样。百姓又总是给予他好处就欢喜，剥夺他利益就发怒，人情也都是这样。先王懂得这个规律，因而显现给予百姓好处的形迹，掩盖剥夺百姓利益的本质，这样百姓爱戴之心就通达到君主。额外的征籍，是君主强迫向百姓索求的；正常的租税，是君主经过谋虑向百姓求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废除强迫索求的，保留正常求取的，因此天下的百姓就乐于服从他了。
财利专出于一条渠道，这样的国家无敌天下；财利分出于两条渠道，军队的半数力屈不战；财利分出于三条渠道，国家就无力出兵作战；财利分出于四条渠道，这样的国家必然灭亡。先王懂得这个道理，就禁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而，给予百姓好处由君主决定，剥削百姓利益由君主决定，使百姓贫穷由君主决定，让百姓富足也由君主决定。所以，百姓爱戴君主如同日月，亲近君主如同父母。
核心内容解读
此篇详细论述了利用“轻重”手段满足国家财政积蓄的思想，是管子“轻重”之术治国的集中表达。文章仍然强调不要向民众直接征收各种财产税，认为那样会导致物价跌落，民众财富大幅缩水。与此相伴，文章较详细地论述了利用“轻重”之术争取君主最大利益的主张。文章说，以“轻重”之术获利，“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拔鸡毛而不使鸡感觉疼，其实是谁消费谁顺便向国家纳税。
文章开篇就讲商品和货币储备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如何通过控制这两者来实现对民众的支配。首先强调了粮食（五谷食米）对于民众生计的重要性，称其为“民之司命”，即民众的生命线。粮食是维持民众生存的基本物资，统治者通过控制粮食供应，可以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
其次，文中提到黄金和刀币作为货币的作用，称其为“民之通施”，即民众交易的媒介。货币在经济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流通和交换功能，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可以调节市场经济，影响物价和购买力。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会利用货币的流通功能来控制粮食的供应，从而实现对民众的全面支配。通过掌握粮食和货币这两大关键资源，可以确保国家的经济稳定和自身的统治地位。通过“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的策略，即通过控制粮食和货币的供应，来调节市场供需关系，确保民众对统治者的依赖。这种策略不仅可以防止民众因缺乏基本生活物资而产生动乱，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作者接着讨论了民众对待利益的态度以及统治者应如何处理税收问题。民众的普遍心理是“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意思是说，给予民众利益，他们就会高兴；剥夺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愤怒。这种心理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如此。先王了解这种民情，因此采取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策略。也就是说，先王在施政时，表现出给予民众利益的姿态，而不让民众感受到被剥夺的痛苦。这样一来，民众对君主的爱戴和信任就能够通达。因此，税收政策不易强求，最好不用直接征收方式的“租籍”，而是用“租税”，通过调控粮食、布帛等重要商品价格等间接获取税款的隐蔽方式。王霸之君的做法就是废除那些让民众感到被剥夺的政策，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交了税，还增强统治者的威信和统治的稳定性。作者认为，这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藏之无形”的大道。
本篇中还提出了“利出一孔”，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的经济利益应当集中在一个权力中心，由君主统一掌控，以确保国家的强大和稳定。这种经济权力集中化管理的方式可以防止权力分散导致的内耗和混乱。商鞅在《商君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即“利出一孔”。他通过变法，将秦国的社会结构改造成“农战”体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农业和战争展开，其他商业、娱乐等活动被严格限制。这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方式使得秦国最终能够横扫六国，实现统一。王安石在其变法中也体现了“利出一孔”的思想。他通过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等措施，试图抑制兼并现象，确保国家的经济利益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实现国家的富强。
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利出一孔”的思想中获得启示，通过集中化的管理和统一的激励机制，确保企业内部的利益一致性和目标一致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还能防止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腐败现象。华为公司对高管和骨干员工的管理有一项非常严格的规定：利出一孔。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先生说：“我们坚持利出一孔的原则。EMT宣言，就是表明我们从最高层到所有的骨干层的全部收入，只能来源于华为的工资、奖励、分红及其他，不允许有其他额外的收入。从组织上、制度上，堵住了从最高层到执行层个人谋私利或通过关联交易的孔掏空集体利益的行为。相信我们的人力资源政策，会在利出一孔中，越做越科学，员工越做干劲越大。我们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这就是从组织层面、管理制度上堵住从最高层到执行层个人牟取私利，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华为高层和骨干层不允许炒股。华为对高层和骨干层实施严格的管理，只有高层和骨干层“利出一孔”，才能够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在公司发展上，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华为不可能优秀。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法家经济思想方法论发展和历史影响（一）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笔者常有这样的疑惑，即西汉时期《管子》轻重理论的提出为何显得突兀？经过对《商君书》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分析，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了。一般认为，《商君书》和《管子》都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著作，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即可佐证。也因此，研究者常常把两本书加以比较，如唐庆增、胡寄窗等，但是他们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即这两本书都是战国时期所作。《商君书》作于战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关于《商君书》和《管子》经济思想的异同，除了前述唐庆增已指出的，还可以列举几点。共同之处是：都主张由国家控制获利之源，《商君书》认为：“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管子》也断言：“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敌不诎（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商君书》强调国家要掌握民众的贫富决定权，《管子》也主张：“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使“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如父母。”
差异之处则更多。例如，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指出：“在肯定人的好利上，《管子》和商鞅相似，但商鞅否定道德的作用，而《管子》则相反。《管子》将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观念定为国家的四维，即将它们比喻为四根拉住国家使其免于倾覆的绳索”，“把道德观念的能否确立提到了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在阐述农业的重要性时，《管子》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表明它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有全面和辩证的理解。又如，在税收问题上，《管子》主张“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告诫统治者不要放肆掠夺百姓，“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它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种财政理念与《商君书》的重税、贫民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再如，在工商业政策方面，与《商君书》把农业和商业极端对立起来的态度不同，《管子》对奢侈品以外的手工业和商业持肯定看法，它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对市场上的商品交换，《管子》的认识比较全面，如说：“聚有市，无市则民乏”，“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等等。对可能出现的“野与市争民”（农业与商业争夺劳动力）和“金与粟争贵”（黄金价格超过粮食价格）等问题，《管子》的对策主张体现了“工商业与农业相比不能不占次要的地位”的认识水平。
相比之下，从政府干预以鼓励农业生产为主到以控制商业流通为主的转变，是《商君书》和《管子》经济思想的最大差异，这也促使人们去探讨《管子》的经济思想是否只有一个理论体系的问题。一方面，《管子》也重视农业生产，但它对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对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对土地在农业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大多侧重于理论原则上的阐述，其重农政策建议不如《商君书》那样具有排他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关于工商业和市场流通，《管子》没有像《商君书》这般在抑制和打击上多做文章，而是把重点放在国家怎样控制价格波动和经营工商业上。潜心研究《管子》轻重篇的马非百曾指出：《管子》轻重理论总的精神，“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应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封建国家自己经营商业，采用商人所进行的不等价买卖的榨取的方式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作者所以这样主张，有两个目的：即一方面在这种买进和抛出的过程中，政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君有什倍之利’，而另一方面可以使货物价格接近于适当的水平而不致过高或过低，‘财之櫎可得而平’。当然，要实现这一总的方针，不能为无米之炊，而是必须有雄厚的平准基金即‘财准平’，才可以‘长袖善舞’的。这样，《国蓄篇》下文所谓‘万钟、千钟之藏’，‘藏繦千万、百万’，便成为必不可少之举了。”在他看来，“《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他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然不同。”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钟祥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重新想象组织》，彭剑锋；尚艳玲 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博瑞森管理图书，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