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诸卿及军制 —— 3.26 关于“卿序”与“军行”的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上文依据“大棘之战”中将、佐配置推断宋国采用三军制,此除了宋本身“王者之后”的身份以外,还与其相对有利的地形地貌、水文条件和人口稠密程度有关。
春秋初期宋国周边形势如图,春秋初期的宋国,处于河、济、淮之间的广阔平原之上,地形开阔,农业发达,人口富庶,且较少受到西周末期由于小冰期引起的北方诸戎、狄部落入侵。按照宋襄公的理解,中国上古的历史中确实如近代傅斯年所作《夷夏东西说》论述的那样,东、西两大部落联合体轮流建立政权,也与现代基因组学将华夏族划分为O2/O3两大系统的逻辑相符。西方的陶唐氏兴起之后,被东面的有虞氏取代;之后夏后氏主导中原,最终代表东夷的殷商又实现了“处禹之堵”;那么“翦商”成功的西周灭亡之后,自然该轮到东夷再次兴起。在春秋初期的华夏大地上,能代表东方各个部族中体质最成熟、家格最高且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确实只有宋国,因此宋国完全有理由设置三军,且认为自己能够复兴殷商的强盛,此为春秋初期宋国制定各项国策的基本理论依据。
相较之下鲁国占据了“少皞氏之墟”,从地理方位上北以泰山山脉为屏障,东有沂、沭,西有泗、济,确为宗周控制东方的枢纽。不过缺点在于地形破碎且山地较多,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聚集人口和发展经济,如果在一个强大的宗周殖民体系下还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其他邦国的支持,但是一旦宗周瓦解,鲁国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就难以支撑了,只能将生存的希望先后寄托在齐、楚、晋等大国身上。相应的,鲁国的实力只能支持两军的建制,此与宋国在先天条件上有一定差距。
不过宋国由于内部关系无法理顺,其“卿序”与“军行”之间的关系甚至一度发生分裂,我们就从“桓氏之难”到“彭城之役”这段时间的变化来说明:
从“桓族之难”(前576)到“彭城之役”(前573)
宋共公于前576年早逝之后,出身“桓族”的大司马荡泽(子山)首先发难杀死了公子肥以减少与新兴公族的竞争。此导致右师华元反击驱逐“桓族”:
……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左传.成公十五年)
“桓族”主要的代表人物多被驱逐,此导致“戴族”立刻在六卿上占据绝对优势:
“桓族之难”前后六卿变动如表,事变前后的六卿顺序没有采用《左传》中的排序,而是按照每个人进入六卿的时间顺序。可见公孙师在事前居介卿,与排名第五的司徒华喜同领上军,因此实际上是公孙师、华喜以上军名义帅国人攻荡氏,不过由于“戴”、“桓”冲突中“戴族”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传》的作者仍按照宋六卿的职序来记述成华喜、公孙师攻荡氏。此事变中统领下军的鱼石、向为人似乎处于中立地位,并随后出走楚国。
“桓氏之乱”后的六卿安排仍然表面上兼顾了“庄族”和“桓族”的利益,公孙师继续担任司城,而素有贤名的向戌接任左师,以延续对公子目夷“让国”之名的崇敬。不过此时三军将、佐的安排恐怕和六卿不再契合,理由见《传》的记载:
……郑子罕伐宋,宋将鉏、乐惧败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郑人覆之,败诸汋陵,获将鉏、乐惧。宋恃胜也……(左传.成公十五年)
也即在驱逐了“桓族”的次年,也即晋楚“鄢陵之战”的当年先发生了一次前哨战,此次宋师先胜后败,主将全部战死。注意此次宋师领兵主将分别为将鉏、乐惧,并不在六卿之列。从姓名来看,乐惧出自“戴族”,而将鉏在其前,则又一“戴族”也,只不过其家族不显而已。既然二人非卿,则皆为大夫,可暂定为少司马、少司寇,即分别为老佐、乐裔的副手。笔者在此推断,“戴族”驱逐“桓族”之后,为了压制对手,可能暂时没有给向戌安排“军行”而以同族的乐惧代之。
但是为什么公孙师也没有帅军出战呢?这大概和他的年龄有关。由于《传》中明确记载“公孙师,庄族也”,也即公孙师是宋庄公的孙子,而宋庄公早已于“汋陵之战”(前575)发生的一百一十七年之前(前692)就去世了,如果公子成确实是公孙师之父的话,这两人其实都获得了高寿。到了此战发生的宋平公元年,公孙师恐怕已经年逾古稀而无法亲自领兵,“戴族”则见缝插针地安排了将鉏、乐惧代替公孙师、向戌领上军:
“戴族”独占三军将、佐这样“戴族”从形式上控制了全部三军将、佐的六个位置。不过由于上军两位代理统帅拙劣的指挥,导致宋国又遭到了一次大失败,并由此引发卫派北宫括伐郑,以及随后爆发的晋、楚大军对决。
经此挫败的华元不得不又将上军将、佐调整回来:
恢复“三族共政”的将、佐配置不过楚、郑似乎注意到了宋国是其实是晋国争霸体系中的一个弱点,于是不顾“鄢陵之战”的失利而出兵支持此前流亡楚国的“桓族”返回宋国,并占据了东部的重镇彭城:
……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左传.成公十八年)
宋与萧、彭城的距离如图,彭城这个据点选择得颇为讲究,因为其距离宋的距离甚至超过宋到陈的距离,如果宋国重兵伐彭城,则势必都城空虚;而如果“戴族”置彭城于不顾,则事件一长,“桓族”可能利用这个据点联络分布在宋国境内的同族势力重返都城,类似郑厉公占据栎而复辟一样,因此华氏必伐彭城。考虑到华元主导的中军必须镇守都城,而非“戴族”的上军又不能完全信任,所以由华喜、老佐帅下军出战包围彭城: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左传.成公十八年)
《左传》的记载中仍按照职序将大司马老佐列在司徒华喜之前。由于戍守者有楚、郑之师三百乘,宋之下军能够“围彭城”必然有更多兵力也即五百乘左右,此与华元、乐吕在“大棘之战”中所帅之师规模类似,不过五百乘对三百乘并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估计战斗很激烈,司马老佐在战斗中死去。此也可推知宋国三军总兵力大约一千五百乘左右,对应兵力四万五千人,超过鲁国的动员上限百分之五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