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粉过的神仙老师

我们一生中都经历过百十个老师，有些如春风化雨，有些如惊雷当空。

老师们是所有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影响者。

到底什么样的老师才能真正帮助学生的成长？能让学生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心存感激？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几组名人名师。

case one  沈从文~汪曾祺

汪曾祺19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就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这三门课汪曾祺都选了。可以说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创作有基础性的影响。

汪曾祺（左）和沈从文（右），摄于1948年。

沈从文教写作的方法，可以说是很特别了：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部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这种给予学生多元反馈的方法，看似很简单，其实是非常精妙、科学、有效的。

《高绩效教练》中就提到：

一旦得到高品质的反馈或输入，改变随之而来，无需强求。

《高绩效教练》约翰·惠特默

《高绩效教练》在豆瓣读书中评分8.2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2009年出版，很难想象沈从文在70年前，就用这种高品质的信息输入，引导学生在比对中获得启发，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有的时候，老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他在独自摸索中掌握的学习方法。

这或许也是教师很难被AI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精准、广博、有深度的反馈永远是稀缺的。

case two&three     陈寅恪、朱光潜~季羡林

季羡林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四年，自述给自己影响最深的两门课，居然都是外系的。

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这两位老师的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听起来都很“爽”，让人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能清楚地看到教授的学问和创见从何处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是像陈寅恪这样，从最朴实常见的材料中，发掘出崭新见解，对学生来说，更是不啻震撼教育。

中年陈寅恪

孟实（朱光潜）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

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扞格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没有字正腔圆的广播腔，也没有稳健自如的台风，却能把艰深玄妙的美学道理，句句印在学生心中，除了对所传授的知识理解深刻且融汇、讲义内容格外出众有条理、语句的组织格外深入浅出外，似乎也找不到别的原因了。

青年朱光潜

两位老师的课堂在今天看来可能略显枯燥，甚至有填鸭式教育之嫌，那又是为什么能得到教育家季羡林的盛赞呢？

无外乎是一个“深”字。陈寅恪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搬上课堂，抽丝剥茧地向大学部同学们展示考据的过程，这是内容的“深”，朱光潜有能力将中西文化贯通一气，而丝毫不显附会，这是学问的“深”。

一位老师如果有真才实学，又愿意与学生无保留的分享，这样的老师想不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老师都非常“硬核”，当然也有散发温柔光芒的老师，耐心的教导、包容我们，成为我们青春中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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