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鲁迅故居
访鲁迅故居
2006年1月4日的上海，飘着绵绵细雨，寒风夹着冬雨，抽打着整个上海滩，冬日的上海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
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因事去海南，因为要在上海转机，需要在这个城市停留八个小时，有同事建议去外滩看看，也有的说去浦东、去东方明珠……。问我，我笑而不答，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去处，一个我盼望已久的地方，我要怀揣一颗虔诚的心，去朝拜我心中的圣地：鲁迅故居。
我拦住了一辆的士，对司机说去鲁迅故居。他回过头来用上海话问我，是不是去鲁迅公园？我说不是鲁迅公园是鲁迅故居。他说鲁迅故居不晓得啦，鲁迅公园晓得。我就说应该离的不远，你过去打听打听。他就开车直奔鲁迅公园而去，到了鲁迅公园一打听，是在山阴路，我们这才去山阴路鲁迅故居。
山阴路132弄9号，这是上海极普通的一处住所，普通的使我有点不敢相信先生竟然在这里居住过。这是一幢旧式的三层红砖小楼，共住了九户人家，鲁迅先生就住在最里面的第九号院，小小的院子虽不足四平方米，但是格外地整洁。青砖铺地，还种着一棵石榴树，屋门是综红色的带玻璃方格的老式木质门，显地格外的沉静、古朴。
这里是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的寓所，1933年4月11日先生搬来这里居住，直到1936年10月19日在这里去世。在这里，先生忍着病痛撰写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杂文集，还翻译了《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见来了参观者，管理员拿来钥匙打开门，我便带着一身的雨水，走进了先生那静静地屋子。
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屋里布置的既简洁又质朴，宛若先生还生活在这里，我心里说，我来看您啦，先生。就像一个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腋下还夹着一本书，我想萧红、萧军以及柔石他们当年也是这样来的吗？
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和几把椅子，放在客厅里，这便是先生会客的地方，就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会客厅里，先生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们，他是那样地热情，慈祥的叮嘱着，安慰着，启示着这些年轻人，他有着超人的耐心。他的人格是那么的伟大，他嬉笑怒骂，又诚恳真挚。先生曾这样评价这些青年们：“他们是一群在任何时代都会对关注着的现实并不满意，并时刻为民族担忧的人。”我想，先生不正是这群人中的杰出代表吗？
在会客厅的后面，用几块木板一遮，便是先生的餐厅与厨房，各种炊具都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仿佛先生一家人刚刚用过一样。据管理员介绍，在生活中，先生是个非常有情调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重视生活和很会生活的人，看看先生的日记就知道，他在日记中仔仔细细地记着他的几乎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薪水、讲课费、稿费。他在教育部工作时每月可以拿到三百大洋，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了，当时只有身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能拿到这个数，老舍先生每月是壹百圆，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管理员，每月才拿八圆钱。
有人说鲁迅拿着国民党政府的钱还要骂国民党，鲁迅说钱是该拿的，但骂也是该骂的，你跑到外国去骂中国，那是没出息的表现，我就在国内以笔作枪，贬恶扬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豪杰。
管理员轻声向我介绍着，像是怕打扰了谁，参观者只有我一人，屋里显得很静，每个房间都布置的既朴素又整洁。
顺着阶梯我来到二楼，在右手是一间客房，小小的房间收拾得十分地洁净，管理员对我说，瞿秋白夫妇就曾在这里居住过。我的眼前便立刻浮现出了那个带着一幅圆圆的眼镜，文质彬彬的党的领袖的形象，他正与先生彻夜长谈着，谈的是那样的开心，我知道，他每回来上海都是住在鲁迅这里，他们是真正的战友和同志。
正面便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墙上挂着先生喜欢的木刻画，靠窗是一张老式的书桌和一把藤椅。书桌上一个绿罩的台灯旁放着一个小砚台，笔架里的毛笔好似刚刚用过的一般，一打信纸就铺它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个特大的白瓷烟灰缸，仿佛香烟的气息还在房间里漂浮着，先生是否又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好象就坐在那藤椅里正抽着烟，沉思着、咳嗽着，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焦虑。似乎前驱者从来都是寂寞的，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写到：“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先生在“孤独的战斗”中也是有着忧愤、苦闷、甚至绝望的，可又有谁能理解他的心思呢？
就在先生去世的前夕，有的报纸还在对他进行恶意的攻击，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他已经预感到了他身后注定会无法平静。我们可以读一读先生去世时当天的报纸，上面堆积着一些文痞们幸灾乐祸的文字和所谓的“文豪”们“普天同庆”的文章。难怪先生说“一个都不宽恕”。先生是既不会宽恕敌人的整体，也不会宽恕他们的个人，因为敌人的阵营从来就是由个体所组成的，更何况，敌人从来就没有宽恕过鲁迅。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先生是一息尚存便战斗不止的，先生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他那种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
1936年9月，也就是先生去世前月余，他强撑病体写下了《死》这篇文章，这可以看作是先生最后的叮嘱，因为他已深感身体越来越差，“连报纸也拿不动”。在《死》中，先生引用了自己的遗嘱，其中有一句让我记忆犹为深刻：“孩子长大，尚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在先生看来，这些“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是最无聊甚至是最无耻的人，也是最可怜的人，他们不择手段，趋炎附势，毫无操守与禁忌，他们的存在是以损害艺术和艺术家为前提的，这就是先生为什么对他们深恶痛绝了，因为使先生受害最深的也是这些人，这是先生用一生的心血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18年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无与伦比，他对待写作总是那么的用心，就在逝世前十天还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你读他的小说，读他的杂文，就可以看出他的手法几乎篇篇不同，写文章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正如北大严家炎教授所说：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先生的认识是有过反复的，从六、七十年代的信奉，到八、九十年代的怀疑，直到今天才明白，其实我们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从鲁迅故居出来，阴冷的冬雨还在稀稀沥沥地下着，冷清的街面上，匆匆走过几个行人，感觉就像一幅静止的画面。忽然就想到某一个雨天，鲁迅先生也是冒着雨回家，手里还撑着一把油纸伞，腋下夹着书稿，匆匆地走在这长长的山阴路上，不也是同样的情景吗？
坐上车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人声鼎沸的南京路。行走在人群中，我感到，在嘈杂的人群里，个人其实是孤独的，在空洞的欢笑中，人的心其实是忧烦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日益的加深着，这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病症，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覆盖着耻辱，并且越积越厚，足以使我们在麻木中忘却。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里，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只有当我们读到鲁迅，才会明白文字的基本功能是在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今天，又能有几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也就说明了全部。
他才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