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承光之诛发微——兼论桃林之战后潼关守军之去向

　　近读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其第五篇论及天宝十五载潼关之战，颇有启发性。此处暂专论其与李承光之诛及潼关守军战后去向有关之处。潼关守军的序列，两《唐书•哥舒翰传》云：

　　旧唐书卷一百四

　　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蕚、契苾宁等为禆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髙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闗。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

　　拜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以田良邱为军司马，萧昕为判官，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髙元荡、蘓法鼎、管崇嗣为属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蕚、契苾宁以本部隶麾下，凡河陇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万守潼关。

　　又《安禄山事迹》卷中：

　　以河西、隴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耶、契苾、渾、蹛林、奚結、沙陁、蓬子、處蜜、吐谷渾、恩結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

　　可知哥舒翰以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衔领潼关守军，行军司马为田良丘，行军判官为萧昕，马军都将为王思礼，步军都将为李承光，其它蕃汉将领各率所部。另外尚有河东防御使吕崇贲、华州防御使魏仲犀、冯翊防御使李彭州、上雒防御使杨黯领四郡郡兵（《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三记桃林战条）。

　　《政局》论述这支守军中存在着亲太子党和亲宰相党两派之间的激烈矛盾，并推测王思礼为亲太子党，李承光则可能为亲宰相党。作为统帅的哥舒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结果造成两派“争长，无所统一”，最终导致了桃林之战的灭顶之灾。

　　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萧昕传》：

　　昕尝与布衣张镐友善，馆而礼之，表荐之曰：“如镐者，用之则为王者师，不用则幽谷一叟尔。”玄宗擢镐拾遗，不数年，出入将相。及安禄山反，昕举赞善大夫来瑱堪任将帅；思明之乱，瑱功居多。累迁宪部员外郎，为副元帅哥舒翰掌书记。潼关败，间道入蜀，迁司门郎中。

　　又据同书《张镐传》：

　　天宝末，杨国忠以声名自高，搜天下奇杰。闻镐名，召见荐之，自褐衣拜左拾遗。及禄山阻兵，国忠屡以军国事咨于镐，镐举赞善大夫来瑱可当方面之寄。数月，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

　　可知萧昕应为杨国忠党人无疑。这支守军的领导者中，哥舒翰、田良丘基本持中立，但随着战事发展，他们与杨国忠关系在不断恶化；萧昕、李承光为亲杨党；王思礼等为亲太子党。

　　《政局》通过分析哥舒翰“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头衔，推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军集结出发以后，太子已经掌握了对这支军队的一定影响，而东宫对军队发生影响是开元以来从未有过的。根据这一思路再看马嵬之变后太子的行进路线，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载）六月六月十四日马嵬之变爆发，次日肃宗便与玄宗分道扬镳，“未知所适”。《旧唐书•肃宗纪》：

　　回至渭北，便桥已断，水暴涨，无舟楫；上号令水滨百姓，归者三千余人。渭水可涉，又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众多伤。乃收其余众北上，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

　　此甚可怪也。潼关失守后，长安旦夕必陷，肃宗只能选择西去或北上。而据上述记载，肃宗一行先是回向长安方向，经过两天前刚刚经过的便桥，与潼关散卒相遇，而后才北上奉天。其之所以要冒着危险企图回长安，我推测是为了收拢潼关撤下来的部队。正是因为肃宗在半年前这支军队出发时对其中一部已经产生了影响，而其时肃宗所拥有的只有为数甚少的禁军（《旧唐书•肃宗纪》：“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所以他才要急于收并这支残兵以保西北。但由于长安城内的秩序比预料的崩溃得更快（《通鉴》：“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又见《旧唐书•崔光远传》，其时叛军尚未有入长安之意），局势十分混乱。所以肃宗一行只遇到了一些“潼关散卒”，加上渭水暴涨，交通不便，于是不得不中途北走。这对肃宗后来“理兵灵武”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正因为没能与潼关残军会合而势单力孤，肃宗到了平凉以后才接受了李涵的奉迎，决定去朔方。从后来的关中平叛过程来看，肃宗并没有因为朔方军的拥立之功而完全倚靠之，他对这支边军的信任一直是不完全的。

　　而肃宗起初所企盼的潼关残军直到三个月后才与新朝廷会合。

　　《旧唐书•肃宗纪》：

　　九月……丙子，至顺化郡，韦见素、房管、崔涣等自蜀郡赉上册书及传国宝等至。己卯，斩潼关败将李承光于纛下。

　　同书卷一百一十《王思礼传》：

　　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责以不能坚守，并从军令。或救之可收后效，遂斩承光而释思礼、崇贲。

　　肃宗之独斩李承光而赦王思礼、吕崇贲，《政局》据此推断李承光为杨国忠党。关于此事件我于文献中又找到了一条史料：

　　《文苑英华》卷六百八，于邵《为人请合祔表》：

　　臣某言。臣固不肖，宠由父任，累荷朝奬，非臣本才。永惟筮仕之初，滥觞有地，感旧恩爱，窃系于心。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李承光顷充河西兵马使，天寳年中録臣帐下，自兹效用，得列戎班，出入五凉，艰勤一纪，风雨寒暑，未尝废离。俄属幽燕作逆，伊洛陷冦，蒲潼不关，天地交闭。承光临计自失，仓卒西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笺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曽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涕流。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扈跸彭原，别承诰旨，因此伏法，当瘗朔陲，身虽受刑，家免拏戮，遽蒙昭雪，发使宣恩，特令安存葬日官给。今长男愿见充镇西副将，次子谔又知覃懐兵马，女婿周鼎分阃河西，咸受緑车之荣，并为白马之将。圣朝宠寄，洎男及女。臣谓匡国虽死犹生，近以孀妻告终，愿从合祔。谔等衘血无由，上陈将传铭诔，未正官爵。且匡国非禁人收视之责，微臣当故吏，愿言之。……

　　这是后来为李承光之妻请求合葬的表章。作者于邵自云“当故吏”，被承光“録臣帐下，自兹效用，得列戎班”，长期任其幕府，应该是熟悉当时情况者。从其“通表华阳，奉笺灵武”，可以看出李承光在潼关失守西逃后，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态度，与玄宗和肃宗同时保持着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李承光在此之后才“是日便发”，而所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就非常奇怪了。时皇储广平王挂天下兵马大元帅，所谓天下兵马副元帅，就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朝廷绝不可能将其轻易授人，后来在整个平叛战争中，挂此衔者也不过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三人而已，此时怎么可能将其授与前奸相之党的李承光呢？更令人生奇的是，刚刚加了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承光随即就“扈跸彭原，别承诰旨，因此伏法”了。而朝廷“遽蒙昭雪，发使宣恩，特令安存葬日官给”，真可谓是一波三折，让外人看不懂了。

　　我认为，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李承光在潼关败后作为步军都统，掌握了大部分的潼关残兵，并且对灵武新朝廷采取两面态度，这令肃宗非常担忧，因为一旦其决定支持奔蜀的玄宗而拥兵自重，或甚至直接投奔叛军，都会给肃宗朝廷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肃宗要对其好言相劝，通过谈判将其骗到行在来，并在完全解除其人兵权之前不惜以天下兵马副元帅的头衔相慰。李承光一介武夫，没能看透朝廷的伎俩，于是自投罗网，于是就被杀掉祭旗了。但是毕竟此人长期担任河西兵马使，其在军中的威望应不在王思礼辈之下，所以为了安慰诸镇特别是河西将士的军心，朝廷又不希望其死得太难看了，故立即予以昭雪宣恩，官给优葬，后来还重用其子婿。

　　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就不但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承光的杨党身份，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潼关残军在肃宗新朝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肃宗在依靠朔方军即位之后，仍在百般争取其它镇军的支持。而朔方军在中兴新朝中最终奠定其垄断地位，不仅是因为其拥立之功，还别有其它原因。

　　就在斩李承光三日前，“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自蜀郡赉上册书及传国宝等至”。房管曾为李承光、王思礼等求情，肃宗赦免了王思礼等，并命房琯以潼关残军为基干，组建新军收复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