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盛地长安（二）
空前绝后一出戏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和张治中任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军事管理的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能。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52年8月，习仲勋与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高岗被上调至中央工作，即党史上的“五马进京”，习仲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团结各界人士，初步完成经略西北的任务。
尤其自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赴北京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后，习仲勋的工作更为繁忙：土改工作、工业建设、植树造林、石油开发、肃清土匪、宗教工作等等。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跨江进入朝鲜，抗美援朝战斗打响。虽然志愿军在战场上连战告捷，但由于我军装备的落后，尤其是空军落后，导致没有制空权，战场上的伤亡相当惨重。消息传回国内，立刻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捐献支前运动。
这种背景下，1951年春天，在西安这座千年古城上演了一出空前绝后的好戏。
这出戏的演出地点在群众堂，群众堂的前身叫中正纪念堂。中正堂是国民政府于抗战时期在西安新建的现代化的地标性建筑。解放后改名为群众堂，1953年在原址上重建，并改名为人民大厦。
这出戏的演出者均为名震西北的文武政要和戏曲界名伶。其中文化界知名人士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成柏仁；西安市文联主席刘尚达；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家范紫东和封至模。曾经的军界要人有西安辛亥革命元老，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原国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秦腔名伶有何振中和苏育民；观众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原陕西靖国军将领，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国军起义将领张昉。
了解点近代秦腔史的人都知道，民国元年即1912年7月1日，范紫东和封至模等一帮同盟会会员联合了西安各界名流创立了西安易俗社。
易俗社的创立不但开创了全国戏曲改良运动，而且与莫斯科大剧院和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易俗社集秦腔演出创作研究培训于一身，于民国时期为陕西秦腔培养了十三期共六百多名秦腔演员，为区分辈分，名字中分别有中、华、民、国四个字（并非全部如此），何振中和苏育民等为其中之佼佼者。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古代史老师叫杨礼未，杨老师的夫人就是秦腔著名演员全巧民，出演《三滴血》中的娇滴滴的妙龄少女贾莲香。全巧民曾随易俗社两次进京演出秦腔经典剧目《三滴血》，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我们听杨老师讲，他年轻的时候经常从师大坐马车到易俗社看演出，坐在前排看全巧民的戏，贾莲香一张嘴：“叫声相公小哥哥”那还不因戏生情？从而缔结了一段美好姻缘。
1951年春天，为了筹措支前资金，西安自辛亥革命以来最知名的军政文艺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组织了一次捐献义演。
参加演出者既有久负盛名的专业演员，也有喜听爱唱秦腔的名流雅士。演出曲目有《辕门斩子》、《三娘教子》、《撑船》、《苏秦激友》和京剧《虹霓关》等。
登台演出的著名科班演员就不说了，粉墨登场的秦腔爱好者如成柏仁饰演《辕门斩子》中的佘太君；孙蔚如饰演张仪出演《苏秦激友》；70岁高龄的辛亥元勋，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张凤翙挥臂打板，调度文武面场——仅仅两年前，张凤翙被从西安败退的胡宗南以“保护安全”为名蒙骗到汉中，差点儿被挟持到台湾，张凤翙坚决不从被胡宗南遣送至兰州，后来被彭德怀派人接回陕西，才得以留到大陆，几年后（1958）终老于故乡西安。
最有意思的是，从没有登过台的杨虎城旧部，参加过“二虎守长安”的李定五先生，平日里只是爱哼两句戏词，竟然也演了个角色。第一次上场，李定五先生勾脸挂衣收拾利落，准备走出前台，锣鼓点骤然响起。没想到，见惯了生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昔日将军竟然吓得把戏词儿全忘了，转身往回跑。站在他身后的何振中哪能让他跑，使劲地把他往台上推，何振中一推，李定五一退，两人一推一退，反复来回几次，台下观众见状鼻涕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种演出别开生面，台上台下其乐融融，社会各界人士，演职员家属争相购票，竟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这次名动西安城的支前演出后不久，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就开始了。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民众的的重要武器”，明确要求中国戏曲要改人、改戏、改制。
1951年7月1日，人民政府接办易俗社。当时，易俗社门前挂满了标语横幅，上面写的全是“接管”二字。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接管”二字不妥，应该改为“接办”。一字之差，打消了戏曲界人士的顾虑。
习仲勋对戏剧工作的支持是一贯的。此后1956年，梅兰芳赴日演出；1959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举家西迁至西安，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总指导和陕西省京剧院的首任院长，就是习仲勋任职政务院期间的建议和力促。
事实上，戏曲从来就不仅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也不仅仅是社会风俗文化，她始终是与民众教化、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明清以来每一次禁戏和戏曲改革都有多方面的考虑。都对戏曲从业人员产生过重大影响。
过去，艺人们一般都远离政治，政治对艺人也是拒之千里。艺人们可以有民族大义：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日军占领北平期间，敌伪强迫程砚秋为买飞机募捐演戏，程砚秋竟然卖尽戏装，绝迹舞台，宁肯到京西青龙桥当农民种地也不肯资敌。但包括他们二位在内几乎所有艺人在国内政治的态度上都很模糊，也不甚关心。
所以，艺人们对新中国的戏改持观望态度有种种疑虑是正常的。
何况新中国刚刚建立，基层党和政府人员难免在执行政策方面有偏左倾向。就在这次其乐融融的支前捐献演出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次演出前几分钟，一位负责剧场保卫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位前排就坐的观众说：“张昉怎么来了？出了问题谁负责？”随即，两名工作人员走到张昉的座位旁，悄悄说了几句话，张昉立刻离坐外出。坐在前排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急忙站起来，招呼自己的司机把张昉送回家去。
由于这次义演非常成功，引发西安各界强烈的反应，因此，西安市政府请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和秘书长苏一萍、刘尚达等领导专家给当时正在举办的“西安市文艺政策讲习会”的学员坐专题报告，号召各文艺团体义演捐献，支援抗美援朝的前线将士。这个号召得到了参加学习的各文艺单位的热烈响应。其中西安香玉剧社最积极，他们当即表示要进行全国巡回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西安香玉剧社是豫剧大师常香玉跟丈夫陈宪章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创立于西安的。香玉剧社的原名叫“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既是豫剧补习学校，里面招的都是一些学戏的孩子，那时流亡西安的河南人很多，看豫剧的人多，学豫剧的穷孩子自然不少。但为了维持戏校的运行就必须靠演出挣钱，所以又聘请了一些豫剧演员，这样，戏校就变成了剧团。其实，后来小香玉在山西办希望戏校，基本上走的就是常香玉的路子。
常香玉跟丈夫陈宪章为这个剧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解放前，民间的戏班子跑江湖很不容易，上有政府人员吃拿卡要，下有地痞流氓滋扰，是苦不堪言的。
拿当时的尚仁路来说，尚仁路是今天的解放路，这是抗战时期新修的一条大道，可以说是彼时西安市的休闲文化娱乐中心。从北向南有四个市场和五个剧院，另外还有四个澡堂子。但同时这一带帮派林立，光是青红帮就有好几个个山头。艺人们在这种地方吃开口饭是很艰难的。
尽管常香玉有民国要人也是河南老乡张昉的护爱，但据说光是向政府申请执照就差点儿跑断了腿，后来还是通过行贿当局才拿到了执照的。
香玉剧社的地址在西安市马厂子13号，经常的演出地在南大街的一个破棚子里，条件非常艰苦，经营异常惨淡。
香玉剧社决定通过全国巡回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改处闻讯派员前往剧社进行辅导工作。帮助排练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戏码如《花木兰》等作为巡演剧目。并对即将开始的巡演做具体的安排。出发前，西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正大豫菜馆为剧团设宴送行。
1951年8月7日，常香玉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包括卖掉房子和剧社的卡车，一切准备就绪后，东出潼关，首演于河南郑州。大获成功，此后历时半年多，演出上百场，共募集捐款旧币近16亿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苏制米格-15战斗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西安这座千年古都依然残破不堪。但西安的辛亥革命老人如张凤翙年届70仍健在；新民主主义西北革命元勋如习仲勋38岁正年轻；一代名伶从下九流升格为戏曲工作者或演员；中国戏曲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西安群众堂的舞台上演的这出戏无论从背景、人物还是精神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绝后的，惟其余音袅袅，永不散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