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总是前朝孕祸胎 ，北方十月响惊雷 。
问题今日还须辨 ，主义当时似可追 ？
水覆焉能收半滴 ，烟销又要起红埃 。
云开不见田横岛， 靖海将军掩面来 ？
＊总是前朝孕祸胎： 之前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其揭示的革命爆发的原因亦有同感。
（1）革命的发生并非因生活的贫困
托克维尔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想想太平天国是怎么发生的？
（2）腐败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首先，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随着集权的发展统治阶层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其次，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 － 纵观中国历史, 最喜欢造反的人不是穷人，不是农民, 而是小知识分子（如黄巢、洪秀全、M之流）
（3）经济繁荣却加速革命到来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作者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 想想为什么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因为皇族内阁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倒行逆施，拉抽屉玩弄民意后而一下子成功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人民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北方十月响惊雷：同样，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在同样的境况下发生的，最终导致了1917年的更大的巨变，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但其实“十月革命”真相却是：
1.十月革命是一次和平的要求改良的革命；
2.十月革命根本没有在冬宫交火，只是冲进去，就完了，巡洋舰只是打的空弹头。十月革命只死了6个人。非常类似清帝退位
3.列宁背叛了十月革命的承诺，对选举结果不承认，导致俄罗斯内乱
4.列宁卖起国来很厉害啊，割让了几百万平方公里，都是些富饶地区，例如波兰独立，芬兰独立，乌克兰等
5.列宁掌权后，造成社会割裂
6.革命的代价太大了，十月革命后的内乱，死了几百万人
7.现在俄罗斯人都把列宁看做是德国间谍（德皇排普鲁士军队的铁皮火车送列宁回国搞革命）
＊问题今日还须辨 ，主义当时似可追 ： 指1919年的那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直到今日还有很多需要辨析的地方。
1919 年6 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 日，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 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李大钊坚持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李大钊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 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 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 但“主义”当时占了上风，李大钊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特别强调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 当然鼓吹暴力革命的党人更有力量！
＊水覆焉能收半滴 ，烟销又要起红埃 ： 中国的问题就是“主义之争” 。
长期以来，国民党断言共产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爱国。事实上，当年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陈独秀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成立或参加国民党（包括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或共产党，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贫富的冲动，其最初的动机反而大都是不满于国家和民族遭受列强压迫欺凌的现状，必欲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复兴。
国民党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是把日本人打跑；第二个是建设新中国；第三个是帮助农工；这些概括为“新旧三民主义”等。。。总之，国民党的使命有点多。但是共产党的使命很清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政权，当然面上不能这么直白 － 只能解释为“打土豪，分田地” －－从可操作性上，共产党的使命定位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眼见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成为了二线品牌，这不能不说是其战略失败悲剧的一部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民党推动的国家统一和民主进程已经超越了主义之争的层面，应改上升到民族复兴的新高度，两党能否再度合作来阻挡国家的分裂呢？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最好不要见诸兵戎。
＊云开不见田横岛： 秦末原齐贵族田横起事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横率部属五百人逃亡海岛。高祖召之横不欲臣服于途中自杀。其部属闻之悉于岛上自杀。事见《史记．田儋列传》。后以"田横岛"指忠烈之士亡命之处 －－ 此借指台湾。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靖海将军掩面来： 借靖海侯施琅事喻是否还有国民党老人可用来收复台湾，但施琅三度改易门庭，两次在明朝军队效力，又两次投降清军，这样的经历难免惹来后人的非议。施琅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他是“平台英雄”，还是“反复小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