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翻译不出来的生命之殤

今年上海电影节，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第一批入围影片之一——《翻译家》。

据影片结束后屏幕下方的文字介绍，本片来源于真实故事，导演罗德里戈·巴里索和塞巴斯蒂安·巴里索兄弟就是电影中的小孩儿哈维和尚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原型，他们的爸爸就是电影中的俄罗斯文学教授马林，妈妈正是那位画展布展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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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开始，1989年的哈瓦那。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受到热烈欢迎。电影中显示，当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富足的城市，主人翁某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马林开着小汽车，拥有美丽的妻子，快乐的儿子，漂亮的有落地大窗的房子，在商品充沛丰富的超市里尽情购买大人小孩需要的商品——他们生活的关键词是艺术，是爱，是生命质量，是享受生活，是男欢女爱，是家庭之乐，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家庭。

比同期的中国如何？同期，我生活在一个安徽有点历史的江南小镇，一切都处于前工业时代的静谧中，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无从感知；从今天的视角看起来，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旁观者。

这么幸福的一家人，男主人公喝着咖啡坐在打字机前写着俄罗斯文学中有关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女主人就着放大镜鉴赏着艺术作品，一切平静幸福得不像电影。

02

古巴原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其实质也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卡斯特罗搞革命，反抗美国控制是主调。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1962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一面倒靠向苏联，有了苏联东欧这样的后台，凭着蔗糖烟草咖啡这三大产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加上一些补贴，就换回全国生活的必需品，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搞社会主义。没想到1989年来了，戈尔巴乔夫的论调开始有了明显的不同。1990年苏联瓦解东欧变天，古巴进入了漫长的“非常时期”，对外贸易减少近八成，国内连粮食也出现严重短缺。

伴随着非常时期的来临，是发生在马林一家更加痛苦的遭遇。一切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家庭的境遇只能有、必须有整个时代的投影。

某一天，马林前往工作的大学，突然发现学院的门上贴着俄罗斯文学停课的通知，没有解释没有说明，在一切配给的社会体制下，人不过是机器上的零件而已。马林在大学的某个小小窗口里零薪水的镜头出现过两次，信封里塞着一叠钞票，另外有几张配给券，关键是那几张配给券。后来有一天，配给券没有了，超市空空如也，加油站不再有汽油，哈维食不果腹，越来越瘦弱，马林妻子的画展上，人们不是来欣赏艺术的，而是来哄抢那一点点可怜的饼干和红酒。

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崩塌，是马林小家庭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可是马林已经无暇关注到这些了，无暇关注到和妻子关系的日益恶劣，无暇关注到儿子瘦弱、无人陪伴，无暇感慨自己从开车到骑自行车变化的原因，无暇去搞明白为什么连配给券都不再有，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他甚至没有办法完整地表达自己。

到底为什么？因为马林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03

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前苏联大约有两万五千名受核辐射感染者被送到古巴治疗。该项目一直延续到2011年…

马林的新工作是翻译，在患者、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而他被分配到病区是儿童区，一批天使般的孩子如今成了各种核辐射受害者，生命在他们身上一丝丝、一天天流失，而马林亲眼目睹着这一切，影片大部分镜头集中在受害的孩子身上。而且，作为翻译，作为父亲，他能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孩子们的眼神，孩子们无法言说的童真和痛苦世界。

从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到残酷现实世界的生生死死，这项紧急任务使马林经历着莫大的压力，他想帮助孩子们，但是在死亡面前，马林绝望地意识到他的力量那么弱小。同时，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整个古巴国度进入困顿，食物和生活资源的短缺成为现实的问题。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没有多余的气力进行沟通，家庭几乎崩溃。但被切尔诺贝利的梦魇波及到的马林一家已经无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噩梦从白天的医院延续到夜晚，他的整个世界面目全非。

翻译家马林鼓足了莫大的勇气找到回娘家的妻子想要说些什么，比如医院里发生的一切，可是翻译家马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种悲怆的沉默，我把它解释为时代的沉疴，不治之症。我们在个人的小日子里过了一辈子，以为自己的世界只是由方圆数公里的几个站点连接成线，我们谨慎入微，以为便可以寿终正寝。但是，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整个世界在某些时刻是可以串联起来的，蝴蝶效应无处不在，世界一个角落的痛马上会成为另一个旮旯里的悲欢离合。

因为翻译家马林无法翻译出口的沉默，我对这个世界无法不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