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棉花
之前记录了捕棉花虫的过程,我觉得有必要写下关于捡棉花的记忆,因为我不能保证60岁以后还能记得。
棉花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棉桃成形之前的,跟其它的花儿一样绽放,有淡黄、水红,像水彩晕染出好看的渐变色。点缀在浓密的棉叶里,显得很娇艳。花朵越多,棉桃就会越密,密密匝匝的,看了叫人欢喜。第二种棉花,是雪白的,棉桃炸开,吐出一团可爱的洁白的絮,可以做棉被、棉袄、棉鞋。
八月底,最底部的棉枝上开始有三三两两的棉桃榨开。如果不拨开齐人高的枝叶,很难发现那星星点点的白。
真正开始捡棉花,是九月。九月稳稳坐在秋老虎的嘴巴里,早晚有丝丝凉意,中午却是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硬生生炙烤着地上的万物,比盛夏更肆无忌惮。天空那个蓝,像泸沽湖的水,纯净又安静。蓝色里一团团的云,犹如给新娘子做被褥的棉花,洁白而蓬松。太阳日日烤着,棉桃里面的絮也日日膨胀,像那分娩的产妇,卯足了劲,就娩出一朵素净的白。说不清楚是哪一天,田地里就一片白,白得晃眼。
三年级之前,我有一个捡棉花的专用包,浅灰色,比上个世纪售票员卖票的包要大,两根细长的带子在腰上围上一圈,再在身后系个活结。
母亲告诉我,捡棉花时一只手要捏着棉桃,另一只手从榨开的棉桃里把棉花整瓣扯出来,每一瓣都要扯干净,不要有残留。遇到棉花上粘有枯叶,俗称“死叶子”,也要摘干净。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可以将棉絮拉的很长,头道棉花总是不会辜负春与夏的守望。手能清晰地摸到一粒粒棉籽,像棉花的骨头。天气干燥时,咬一下棉籽,能听到牙齿中间一声脆响。
打小我就是有强迫症的,每一朵棉花,四个瓣或者五个瓣,我都捡得干干净净。棉桃是不甘心别人夺走它的孩子的,在手接触棉桃的瞬间,榨开的棉桃壳,尖尖的,像护娃的老母鸡的喙,使劲啄你一口。常常右手几个指头被啄出好多倒刺,有血渗出来。虽疼,却是不足以说出口的。逢到变天要下雨,来不及捡花,大人们会背着大背篓,将怒放的棉花连棉壳一起揪下来,回到家里打夜工慢慢剥棉花。那样的夜晚,是一堆白棉花的呓语。若棉花淋过雨,会变成灰色,像灰色的兔毛,且不再松软,我们叫它“死板子”,棉花采购站给的级别和衣分率都会很低,自然价格也低。
为什么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专用捡花包?富里寺街的西边,有一个军用农场,那里有很多的田地,我们村的光福,他儿子叫胖子,我依稀记得这个名字,在农场里承包了很多田,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安排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去帮助他们家捡棉花。我就带上我那灰色的包。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马路上,那神气感觉不是去干活的,似野外游玩一般兴奋。哼,老师的眼神里满是对我小包的嫌弃,然我捡花的速度可快,一会儿就能满满一包,不比五六年级的学生慢。棉花地里匍匐着一串串的小苦瓜,黄澄澄的,比鹌鹑蛋大,对八九岁的我们来说,诱惑极大,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芒,忙不迭掰开一颗,吸溜一下,满口酸溜溜的,又生津解渴又解馋。剩下的小苦瓜,偷偷装进每个人的小口袋里,这样的秘密老师是不会知道的。
除了军用农场,往南过了群益村,就是草埠湖国营农场。农场里有上万亩的良田,全部种植着棉花,比塔拉庄园的棉花要多得多。我们村的耕地少,幸好有村办企业维系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每到秋季捡棉花时,就开始有人去农场帮人捡棉花,按斤计算报酬,我们叫“赶工”。我们村去赶工的人不多,家庭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家庭条件差的,吃不了这个苦。而我母亲是这个赶工队伍中的一员。清晨四点多,窗子外还是漆黑一片,我听见厨房里有做饭的声音,等她收拾妥当,大门外就有个声音在压低了喊:尚英、尚英——,母亲轻轻应一声,开门,慢慢一切又陷入安静。棉花榨得最热闹的时时节,农场主开车到富里寺街上或者直接路上拦截赶工的人,都想赶紧把棉花收回家里,晒了再卖一个好价钱。直到晚上八点后,母亲才踏着月色回来,她一边吃饭一边也会闲聊:今天这家老板的棉花好,捡得多,挣了多少钱。今天这家老板的棉花不行,虫口太多,也聊老板的伙食,有几菜一汤,有小气的老板直接把包子送到地里,吃完就继续捡。还有相邻村的,赶工的人也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喊过累,那个时候她几乎每天都在赶工,偶尔在家,一定是自家地里的棉花榨得轰轰烈烈了。
我亲二妈,就住在草埠湖农场,40多亩地,印象里我跟着母亲去捡过棉花。二妈个头小,身体不大好。话不多,却明事理、忒实在。棉花一簇簇棚在屋子周围,那应该是捡尾花了,最后检查一道,就把棉梗捆起来,做饭烤火用。尾棉与头道棉的质量不能同日而语,二妈开着一个小卖部,很小很小的那种,她不让我捡花,反倒是有好吃的糖果给我。二妈去世时,是在睡梦里,很安祥。
我最后一次捡棉花是1997年秋天。九月初,填了高中的同学都报名上学了,我却在地里捡棉花。早晨吃过饭,骑着自行车去“八十三亩”,我们那里的田地都是有名字的。上午捡两蛇皮口袋,下午再捡两蛇皮口袋。前面捡后面跟着就炸开了,感觉总捡不完的棉花。捡不完,只要不下雨,也没什么发愁的,田野上盛开着农民的希望啊。而捡棉花的我终究是充满着落寞和忧心忡忡。我们家的田临近马路,有熟人经过,就撩起扩音器似的嗓门喊着我的小名儿:华子——,然后再隔空抛来一句问话:别人都开学了,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我不想以同样嘹亮的嗓门回答,又觉得不回答似乎不礼貌。为难地笑一笑,然后告诉对方:我要等到9月8号才报名。那个声响对方是听不到的,何况他们还是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就远成了一个影子。中考后拿到分流卡,几乎想都没想,就填了中专。何必又去做那徒劳的解释呢。我依然每天去捡棉花,依然会遇到问我同样问题的人,那七天过得像七年一样漫长。
以后每学期都是九月初报名,上班后,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再后来,村子里再也看不到棉花的踪影,堂哥说农场种棉花的也极少,可我总是会怀念捡棉花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