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片译制片

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很多人，尤其是年长些的人是有着特殊感情的，大家非常热衷于回忆80年代最早看到的「外国电影」。比较著名的如《简·爱》（1972年，上译）、《红菱艳》（1970年，上译）、《冷酷的心》（1972年，上译）、《基督山伯爵》（1976年，上译）、《冰海沉船》（1972年，上译）。

这些译制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最初在居民大院、各大单位礼堂内部放映，作内参批判。据一些老译制演员或外语院校教师回忆，那时中央经常下文，专门组织人员来京参与影片的译制，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

如能拿到某大院内部放映的门票，就掌握了一种稀缺资源，那个时代金钱商品比不上社会人际资源。电影并非个人趣味，而是群体的文化资本。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内参片转成公映片，大批70年代译制的电影，得以公之于众，直接影响了国产电影的制作，也塑造了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风格。所以，并非80年代国门顿开，才有外国影片涌入。内参的脉络不应忽视。

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1973年无疑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转折点。

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朝影、南斯拉夫电影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则风靡一时。

彼时的朝鲜电影也广受热爱，除了《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这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更受欢迎的则是「反特」系列——《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以及朝鲜的苦情戏——《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火车司机的儿子》，那些影片无疑给一代人留下了记忆烙印。

而到了1977年、1978年，进入了一个奇特的电影的狂欢时代。这个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脉络中的电影再度投放影院。有40年代的左翼黑白电影，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72家房客》，有50年代引进的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有30—50年代的苏联电影，有黄金时代的好莱坞老片，此前的一些内参片也开始投放影院，比如1979年《简·爱》的放映。

同时放映的有诸如《巴黎圣母院》、《阳光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些来自西欧的类型电影。此间，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继续引入，比如巴基斯坦的《人世间》、《永恒的爱情》，埃及的《走向深渊》《忠诚》，印度的《奴里》、《大篷车》、《流浪者》，墨西哥的《叶塞尼亚》，等等。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片。

影院电影非常复杂也极为丰富，大家有选择，更是极为热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观念汇聚在影院之中——很像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