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清危亡录》的一点感悟

读《晚清危亡录》的一点感悟
      战争，以鸦片为名。触目惊心。晚清中国社会孱弱穷困，民众亦陷入烟毒与赤贫的恶性循环。方苏雅曾在其与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昆明全城笼罩在鸦片的麻木之中。空气中还飘着昨晚抽的鸦片的余味，这些气味打那些关闭不严的破房子里冒出。这种香味在中国城镇中司空见惯，这种烟味尽管尚未毁灭当地的百姓，但却已牢牢地控制并主宰着他们了。”
      因为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象征，反映着权力的作用机制。
      与历史学者强调每一段历史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同的是本书的旨趣不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还原或者社会现象的描述，更多的会希望去探寻与之相关的现象，在历史维度中的重复，以及事实和现象背后的机制因果问题。然而在村上春树看来：“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种集合记忆。作为已然过去的事件，遗忘、置换都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必须和历史修正主义战斗到底，小说家的能力虽然有限，但可以以故事的形式去实现这样的斗争。”
      人们说，历史作品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写历史处处是知识、事事皆学问，既要通史学，又要通文学。面对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学叙述的严峻课题，既不能虚构，又得写成有文学性的作品，还得攀援不低的艺术高度，《晚清危亡录》这种连细节也力求能对应史实的更深一步的创作探索，让作品的可读性、诙谐度并没有受到丝毫削弱，我们在读史的同时依然感受到了文学性带来的愉悦感，更多的是透过史实嗅到的现代气息。基于此，文中充满了现代气息，“马桶战术与弥天大谎”“捶死你”“撸了官”幽默之余尽是沉思。一段对裕钦差的评价，可谓是精妙致微。一唱三叹，可恨，可悲，可叹，呼之欲出。
      在写作技巧上，作者善于着墨，敢于评价。因此，作品既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又借鉴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确保叙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离不开对真实经验的表达，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历史意识。《晚清危亡录》不仅塑造了一批各有特点的人物，建构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还通过叙述的语调、声音、长短不同的语言、对话描写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叙述风格。这一风格具有很强的辨识度，比如我们从中可以读到温和的讽刺和戏谑，还可以读到悲叹冲淡和文人气，也有那种命运挣扎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叙述作品，这种风格关系其实错综复杂，是延续也是变异。看似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是苦心经营的打磨，嬉戏怒骂，明朗自如而又含蓄蕴藉，并于细节之中，注重调整节奏与呼吸，词句的选取与组织，行文布局的疏密，都是不蔓不枝的，并且都有着空谷回音般的回响与弦外之音。
      道光皇帝，这个勤勉、宽厚仁慈、厉行节俭的传统意义上不错的皇帝。一心想着解除国家危害而夙兴夜寐的皇帝对他的悲剧，对他的见识，对英夷的工业化文明却毫不知情。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历史情境的设置，既引发我们对世事无常命运不公的感叹，又让我们在闭关锁国，天朝上国的梦魇里深深震撼，同时，也会让我们深深陷入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耆英、伊里布等这些卖国卖出新高度的群像，争强好胜，是能人，也是奸人。他们忽悠、逃避，沉浸在可能的胜利中惶惶不可终日。一声炮响，就扯下了伪善的面纱，为大清生命之牺牲燃起的火烛，也早已悄然寂灭。在求和停战时，就像一只猴子，在案几上跳来跳去，签约的盛宴貌合神离，满足于一种犬儒主义的幻觉之中。
      柏拉图在一千多年前就曾感叹：“美是难的。”人生的况味从来不是单纯的明朗的，我们会面对许多的矛盾和纷杂，我们的内心其实也充满矛盾和纷杂，但在种种矛盾和纷杂中，多数时候，我们似乎总能见出光明和晴朗。之所以如此，较量与抗争也就在于我们敢于直面和体味这种矛盾中永在。而这，也许正是生命中的悖论和反讽独具魅力的更深刻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作家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锐敏的眼睛或耳朵或感觉，但因为他能够有尽善尽美的文字的技巧去把他所看到的人生各方面表现得格外清楚，格外变幻，或格外深刻，使他的读者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人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尘封的历史，作者小心地揭开了那幽暗的一角，用现代意识进行重新解释与还原。他一方面还原遭压抑的人性，另一方面也还原被讳饰的历史。这种对历史文本所进行的人性化解读，表现出作者理性的反思精神和对于人的生命本真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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