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与诗

        不知从何开始，民谣火了。无论是大型音乐节目，人头攒动的独立先锋音乐节，还是安居一隅的深夜酒吧都在回荡民谣的歌声。会有人在最后一列地铁上想象安河桥下清澈的水，会有人在北上的路上惦记着南方姑娘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会有人幻想拥有奇妙能力想要未知的疯狂和声色的张扬。

        90年代的以高晓松、老狼为代表创作的《睡在上铺的兄弟》、《同桌的你》、《白衣飘飘的年代》至今仍在传唱。那个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多余的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传唱的是关于青春梦想的纯净和纯粹。BP机、DVD影碟……即使没有过多的娱乐生活也一样可以将朴素的情感表达出来。校园精英们和那个时候的百业待兴的国家一样追求大同而不鄙视小康，他们胸怀理想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作品似乎也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如果说在古代诗歌记录了历史变迁生活百态，那么当代民谣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城市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李志、万晓利、马頔、陈粒、程璧等为代表的都市民谣歌手被大众所熟知。这不仅仅归功于独立音乐在中国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土壤，也得益于现代人类涌现的新思潮有了一个商业化的表达渠道。他们敢爱敢恨，精准、小众也更大胆，他们赤裸裸地写出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像是在和听众掏心掏肺。很多人说，听民谣就像是在听自己，难以捉摸的情绪只是在那一刻突然动心。陈粒的刚烈不羁爱憎分明，程璧的温婉文艺安静甜美，马頔的顽皮混蛋偶尔情深……你认同了他的价值观，你就很可能成为他的粉丝，并且疯狂地醉心于下一首单曲，民谣是酒，一醉不醒。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喜欢逃离，但有了共同的文化符号又很容易聚在一起，既追求自由又享受文艺生活，既是叛逆段子手，又是孤独守望者。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人只有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真实地活着。是啊，也无怪乎民谣歌手喜欢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无论是主动寻找理想还是被动选择生活，边陲小镇、摩天都市都会有一个地方温热一个灵魂。所以旅途上遇见的人和事组成一幅幅地方风情志，听众会不自由地联想，后来怎么样了？她还好吗？曾经在雨夜坐朋友的车，车上边放音乐边唱，我问是什么歌，他说是《理想》，歌词中“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的反抗着命运，你让我变得苍白，却依然天真的相信，花儿会再次的盛开……”他说这歌写的就是在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不知不觉就到了做父亲的年纪。后来我才知道歌手是赵雷，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沉默寡言，质朴坦诚。看吧，好的歌和歌手就这样被发现收藏。

         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家颁发给了美国民谣音乐人鲍勃·迪伦,正如颁奖词中写道“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尽管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出名，但是不能忽略在文学方面巨大的成就。民谣作品的真实才能最贴近我们的灵魂，而标榜颓废主义杂技式的炫技无疑将先锋披上了幼稚的外衣。这是个好的时代，八九十年代行吟诗人，逝去年代过来的词语匠人，摇滚民谣的遗迹都一一复活了。很难说所有的民谣歌手都会去承担正本清源的历史使命，让自己宣泄情感的快乐与哀伤在鱼龙混杂的喧嚣世界似乎更容易被公众发掘认可。鲍勃·迪伦评价自己一个民谣艺术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一个做自己的人很难去假装痛苦，既然知道生活是个笑话，那就赶紧上路吧。双十一这天，大洋彼岸另一位歌唱的伟大吟游诗人——莱昂纳德·科恩溘然长逝。以后的以后，人们只能他的歌声中追忆那个穿着定制西装，吐着大烟圈，娓娓叙述黑色幽默和宗教冥想的故事。伟大的民谣歌手都有表达忧伤的天赋，痛苦更能产生诗歌，细腻的灵魂像黑暗的火烛忽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完美主义者总是陷入孤独抑郁，好在这位忧郁教父在《颂歌》中和自己和解“不够完美又何妨，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在民谣中寻找慰藉和共鸣，但生活是自己的。奔跑的马匹笃信围栏的存在，眼角的皱纹细数微笑与哀伤，一切的流亡都有始终，上帝和死神同时贩卖着时光。像科恩老爷子讲的那样“你一直希望自己勇敢而真实,那么现在做个深呼吸,用猛烈的孤独,开始你伟大的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