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乡黄永胜

“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啊”，这是自关押在秦城监狱中的黄永胜，在得知当时在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看守他的我同为他湖北老乡并与我熟稔之后每次见面的第一句打招呼的话。

本来，这句俗语一般人说起时只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没有带后面的“啊”字，但每当我上到黄永胜那个哨位见到他时，他总是在这句俗语的后面加一个“啊”字，而且将“啊”字拖音较长，似乎给人徒添了一丝特殊的悲情之意。

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情节，剔除他过去的某些政治行为不说，他对我说这句话时透出那种只有身陷囹圄才特有的对外面世界那种期盼的眼神，还有那种离家在外打拼几十年、身经百战而还活着的人对幽幽乡情的牵挂与向往，我的脑海就又浮现出这位当年已然近70岁老人沧桑的立体画面，心中陡然升起一种难于言说的情愫……。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后来一位巨人为其改名为黄永胜），新中国57名开国上将之一。

1910年11月17日出生于湖北咸宁，1927年8月20日参加秋收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5年之后的1932年起，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并撤职，当时关押于北京卫戍区，5年后的1976年12月29日转入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入住监区----204，监狱人犯代号----7601。

他的党籍早在1973年就被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开除，1980年8月26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又被依法剥夺了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获得的三个“一级勋章”（即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病死于青岛，终年仅为72岁。

  先说说我们曾经总长“黄永胜”其名的来历吧。

“黄永胜”，这并非他的原名，此名乃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为他所“赐”。要说清楚毛泽东为他改名，必须先交代点背景资料。

黄永胜出身于湖北咸宁县（现改为县级市）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的他并非出类拔萃，也看不出后来是战功赫赫并当上新中国军队总长的将军苗子，相反还有点混世味道，曾经有过不良的赌博和浓郁古惑仔色彩的经历，他人生的多姿多彩是从他走入军旅开始的。

1927年7月，不足17岁的黄永胜不想再“古惑”下去了，于是他从家乡咸宁地区的咸宁县来到了同是一个地区的另一个县----崇阳县城，并在县团防局谋到一份差事----当上了一名团防士兵，崇阳县团防局后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此时的崇阳县农民自卫军已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

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

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询问：“你叫什么名字”，黄答：“黄叙钱”，毛说：“我们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你就改名为黄永胜吧，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从此，黄叙钱便改名为黄永胜。

黄永胜从一个农村少年一直走到将军，在几十年的革命军旅生涯中，无论我军从红军时期、到八路军再到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如何变迁，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和骄人战功。

他本人也从战士、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师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军长、兵团副司令、兵团司令、广州军区司令员，一直到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且是一步一个台阶的拾级而上，不冇一个。

其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黄永胜在几十年的漫长军队履职中，除了1951年至1952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仅兼任过短短一年的华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这个挂名政工干部外，一天政治主管的实质性职务都没当过，这在57个开国上将中极为罕见。

我第一次见到黄永胜，大约是在1978年12月份的一天。

那天，一位看守他的战友因进城办事找我顶岗，我才如愿去一睹这位早就想见而无机会见到当年在军队权倾一时的总长黄永胜的真容。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黄永胜在我们看守的秦城监狱204监区是专哨，即每班哨是由一个该班哨的固定哨兵专门看守他，而我不是专哨，是普哨。

按说是没有机会看守他的，但因为当时看守秦城监狱的我们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人员本身就不富余，而看守勤务又重，加上探亲、家属来队、住院治病、进城办事等原因，没有机动人顶替，只有哨兵之间自行调换。

这种情况在我们干部大队接手秦城监狱之初是不允许的，只是后来人手不足，上级也无人员补充，大队才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由战友之间互相调剂。

这样才有了我这个“普哨”去“享受”“专哨”的“待遇”，此后这样的情形就多了去了。

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给我的印象就与其他人犯不同，仅穿着就有别于他人。

其他人犯都着监狱统一发放的黑色囚服，而他则和他入狱前一样，依然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只是未带军帽，军装上无领章，在我与他接触的四年监狱生涯中，他的着装均是这样，从未见他穿过黑色囚服。

他，长型脸，大鼻子，两眼仍不失光芒，面部饱满，头发生的很上，天庭广阔，身材高大魁梧，精神矍铄，身板硬朗，笔直通条，没有一般这个年龄老人惯有的佝偻和弯腰驼背，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从他这幅身型里，依然可以看出当年在战场上带领和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彪悍和勇猛的影子。

  由于他入狱前的职务和级别，黄永胜在监狱里也与其他普通人犯有所不同，前面已说过他的看守哨别系专哨，专人专看（我们204监区专哨只有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人），他在监狱里分分钟的活动情况都要由看守记录于看守记录本，以供有关方面分析他的思想动态。

其他人员均为普哨，一名看守看护多名人犯，只要不出事故就行了，不需要一一做看守记录。

黄永胜住着单间监舍，约有20余平米，有卫生间。监舍门的上下半部分中间各有一个15—20CM的活动小风门，可以随时开关，便于送饭，传递衣服、书籍、纸笔等物品，以及有什么事情随时开活动小风门问询和处理，减少了无论大事小事都开监舍大门的麻烦。

监舍门上半部分的小风门上有一个猫眼，卫生间也镶嵌有一个直径约5cm的圆形玻璃望孔，便于看守随时观察人犯情况。

监舍内有一张低矮的小木床，一张小书桌，供写交代材料用。室内有有线广播，每天早晚定时播放，可以听新闻及少量文艺节目。有《人民日报》，供其了解时政及国际形势。每周五可以换书，主要是伟人著作和一些红色名著，供他们在狱中打发时间。

他的伙食也与其他人犯不同，普通人犯是大锅，推车送饭，而他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人是专灶，饭盒专送。为防止错送，饭盒上标有各人的代号，如黄永胜的饭盒上粘贴着“7601”字样，这样，送饭时就不会错了。

一般早餐有稀饭、馒头、咸菜，有时换样花卷、包子、油条等，中晚餐米饭，一荤一素，有时还有一汤，饭后还有一个或苹果或梨或香蕉等不同的餐后水果，节日还会有加菜打牙祭。

生病了专人及时带去看医生，日常服药有专门的卫生员按时送到手里并监督服下。

他的放风也与其他人犯不同：

一是放风地点不同。普通人犯放风都在狭小的无顶盖的专门的“放风房”“圈放”，而他放风则是在204监区内监舍楼房靠太阳的东边水泥路上“散放”，在这里放风，不仅四周无墙壁阻挡，放风时活动的范围较大，可以来回自由行走的空间距离较长，少了些限制和压抑的感觉，而且视野相对开阔，可以放眼远眺。

二是放风时间也比较灵活。整个监狱一周内除周日不放风外，其余六天都正常放风（雨雪天除外）。

一般情况下，普通人犯放风时间通常在每天的上午9—10点之间，时间比较固定，而黄永胜则根据季节变化而调整放风时间，寒冷的冬天则是在太阳较好较为暖和的上午，炎热的夏天则是在较为凉快的晚饭后，其他季节均为上午。

而且，他放风持续的时间也比普通人犯长，普通人犯放风一般在20分钟至半个小时，而黄永胜放风的具体时间长短基本不限。

他在放风时，多半都带一个小马扎，走一会，坐一会，想走就走，想坐就坐，比较自由。

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和其他人犯一样，多数时间是在监舍里安静地看书看报，累了就起来在室内走走。广播开了，听听广播，或者闭目养神。

有时看他在室内漫步时，也呈现出一种专注的思考神态，那，或许是他沉浸在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激情岁月里……。

黄永胜对生活比较讲究，有时候挑剔伙食，即使在监狱里，他对自己不爱吃的东西，也都断然拒吃，甚至还说些“不让人活下去”等之类的话。

有一个不太能上得了台面的小事，也可以说明他对生活质量的讲究，那就是他每次上则所小便完之后，都要用手纸将龟头擦拭干净后再装入裤袋，这个卫生习惯，他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男人小便后用纸擦拭生殖器的第一人，也是我亲见如此的唯一一人。

初识黄永胜，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难于接触的，这可能是他的性格所致。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数百场战争的硝烟和枪林弹雨的洗礼，铸就了他桀骜不驯的豪爽甚至刚烈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从他同时代的老同志对他的评价中得到印证。

曾经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锄奸部李姓部长的秘书这样回忆黄永胜：“他个头高大，有主见，点子多，性格豪爽，桀骜不驯，说话声音洪亮，善于做决定，善于总结经验”。

不仅如此，他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件小事，也能说明他性格刚烈的一面。

那是我们武警干部大队二中队已故的河北籍战友唐国告诉我他亲历的一件事。

有一天早上唐国上哨，黄永胜监舍的照明顶灯突然瞎了，他不报告，自己颤颤巍巍爬上书桌，书桌上面放置小马扎，准备上到小马扎上去捣鼓被唐国发现。

唐国怕他出事，便几次好言劝说让他下来，他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唐国也是个性子刚烈的主，他一时急了，将“号子”门打开，指着黄永胜大声呵斥道：“现在我命令你立即下来”。

黄永胜不仅不下来，反而跳起脚并大声回击：“小子，现在我命令你，不要叫唤……”云云，此事很快得到监管员的解决，由此可见黄永胜性格刚烈之一斑。

虽然黄永胜的性格豪爽刚烈，但接触时间久了，我感觉他还是不失为一个和蔼的老者，有时还比较善谈甚至是健谈。在我和他接触时间长了，双方都熟稔之后，他给我谈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这使我对他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他对我说得比较多的是他的“战争史”。

他从1927年8月20日参加罗荣桓在湖北通城县发动的通（城）崇（阳）秋收起义，9月9日随通崇起义部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走过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解放广西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他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的名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他跟我说他一生打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共300多次，绝大多数战争都以胜利告终。

他在战争中的彪悍、勇猛和战功都是有名的，翻开战争研究史关于开国上将黄永胜的评价，郝然写着 “机智果断，勇冦三军，战功赫赫”等字眼。

凡是与黄永胜有过交集的人，不论是与他亲近的还是与他有过节的甚或愤怒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战争年代他那卓越的指挥领导能力和显赫战功。

一些研究资料也认为，黄永胜打仗的彪悍程度不在许世友之下，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更是和韩先楚相互辉映，是黑土地上最耀眼的将星，深得林彪的器重。由此可见，在打仗方面能得到被评价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和“开国元勋”之一林彪的赏识和看重，那能力可以说是非同一般啦。

他告诉我，在他一生几百次的战斗中，他全身先后受过6次枪伤，至今伤疤犹存，说着，他还撩起衣服让我看他战争留下的“战利品”---疤痕。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的信息和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在黄永胜的一生中，他自己留下的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性的东西。

但是，在秦城监狱，他曾经对他一生的经历用一首诗做过简略的总结。他把它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并亲口对我念过一遍后，将小纸片交给了我，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而弄丢了，未能保存下来。我依稀记得那首诗是这样写的：“戎马疆场几十年，精忠报国打江山，民国监狱未坐上，共党牢房要坐穿”。

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他对当时自己际遇的愤懑和组织上对他处理的抵触情绪。

说到这里，我想说点题外话，在秦城监狱时，除了黄永胜之外，“号子”里给我写过手迹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陈励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大校，曾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对于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要是讲一段往事，大家就明白了。

1971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南巡至杭州时，他是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负责人。

据说他曾参与了密谋炸毁毛的专列意欲谋害毛泽东的行动。

当年9月8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

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可能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于是特别叮嘱有关人员，说不要让陈励耘等人去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愧的陈励耘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看到渐渐远去的毛泽东专列，陈励耘傻了，呆站在站台上，呆若木鸡，手足无措，或许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正在悄悄向他走来……。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温度尔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世界东方大国中国当时的“二号”人物----林彪等一干人马坠机于此，机毁人亡。

陈励耘在送走毛泽东仅仅10天 后的1971年9月20日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80年7月29日被逮捕，关押于我当年所在哨位的秦城监狱204监区。

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

1982年5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退役后居住浙江嘉善，2004年12月病故。

他曾给我写过几位古人的几句诗，一是出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韩愈《进学解》中的两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二是清代著名诗人、画家郑板桥的对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三是王宝池的《七律·劝学》中的两句诗“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他给我写这些诗的用意我至今没有搞明白，这到底是为了勉励当时年轻的我，还是他本人的自诩，也许两者兼而有之，用于我们共享共勉吧。

另一个人早在1966年8月底就被软禁于钓鱼台2号楼，1967年10月转入北京卫戍区，1968年1月29日被“请”进秦城监狱，关押于204监区我所在哨位的一间监舍，狱中代号为68113，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并被号称为“第一号大笔杆子”、“文革”中武汉著名“七二0”事件的“捅漏”者王力。

那是1981年5月，我们公安部武装民警干部大队撤销前夕，时遇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我以《吊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题，写了一首祭奠性质的散文诗，表达当时个人的吊唁之情。

完稿后，我拿给王力看，并请他帮助修改润色，他进行认真的修改和润色后还给了我，我将诗作腾正后寄给了当时一家著名的文学杂志社，遗憾的是可能诗作水平有限也可能诗作不对该杂志的路，未见发表，更为遗憾的是王力的修改手稿也因为当时未引起我的重视而散失，未能保留下来。

但是，那篇诗作修改稿当时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王力作为那么大的文人，字写的倒是不怎么样。

分岔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继续说我们曾经的总长黄永胜。

有一次在室外放风，看他那天的情绪很好，脸上带着笑容，整个人看上去似乎很轻松和惬意，我预感和估计他又要跟我讲他的故事了。

他先是在放风场活动走了一会，然后坐在他随手携带的小马扎上，用右手把他那几根稀疏的灰白头发往后撩了撩，然后向我招招手。

我会意的走到他面前，果不其然又向我讲起了他的过去，他告诉我，他说他没有上过军校,一点本事完全是在战争实践中学习的， 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受过严格的单兵训练，且几十年挥矛横槊奔突于沙场，早已练就了一身卓越的军事技能。

他手持双枪能打天上飞鸟，近身搏斗五七人根本难以拢他的身。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在一次部队训练中他还表演过五十米开外飞刀削树叶的真功夫。

黄永胜不但自己军事技术过硬，他说他对部队要求也同样十分严格，他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已担任司令员了，但每天早上他还亲自带部队出操，难怪他一生300多次战役中鲜有败仗，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那天我看他谈兴正浓，我便向他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对他说：“中央那么多大领导人中，你最佩服哪个”？他若有所思，沉默片刻后说：“我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林彪”。

在当时那个还“左色”的年代，“林彪”还是个极其敏感的人物，一旦有人提起，不免会立马引起大家的警觉，尤其像作为被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内的人---黄永胜来说，“林彪”被他提起并令他佩服，甚至与毛泽东并列作为他最佩服的人之一，当时令我感到非常错愕和惊诧，心一下子就“咚咚”乱跳了起来，我立马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幸好没人。

他很快看出了我的异样，作出了一声叹息：“看任何人，都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啊”！交流到这里，双方都暂停了谈话。

过了好一阵子，还是我的好奇心驱使我继续问道：“那你为什么只佩服毛主席和林彪”？

他告诉我，毛泽东就不用说了，全国哪个不佩服崇拜他呀，他料事如神，用兵如神，战争时期，我们军队有了他就打胜仗，离开他就吃败仗。

我从1927年就跟随他秋收起义，连名字都是他给我改的，可以说我是毛泽东三湾的嫡系。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和我们幸存下来的三湾派干部有过一个合影，总共才二十多个，其中就有我一个。

至于林彪，我从1946年就跟随着他，几十年，跟随林彪有仗打，痛快，我最佩服他卓越的战争指挥能力，那真叫出神入化。

那天，他还谈到了罗荣桓元帅，说他非常敬重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从湖北通崇秋收起义、湘赣秋收起义、中央苏区的红四军、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再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四野，罗荣桓都是我的老领导。可以说，罗荣桓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从这点可以看出，黄永胜不失为一个感恩者，他的话里话外，充满了对老帅罗荣桓同志的敬重和谢意。

与他接触时间长了，大家都很熟悉了，又有老乡这层关系，加上他身陷囹圄，也乐于有个人与他交流，打发监狱里难熬的时光。

随着接触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扩展与深入，双方交谈的话题和范围也自然广了一些，说话也少了些顾忌，随便了许多，加上当时自己年轻，有时说话不过脑子，想到什么就随口而出。

有一次，我们不知是怎样聊起来的，说着说着就谈到了中央大领导们的婚姻上面去了。他说：“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周恩来啦”，我问：“为什么”？他答：“周恩来一生就邓颖超一个老婆，外面也没什么别的女人，没什么荤事传言”。

听他这样说，我脱口问道：“那你呢，难道外面还有别的女人，有什么荤事吗？”？他看了一下我，脸上露出看似羞涩实为狡黠的一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打那以后，我留意了一下他的“荤事”。还真有，且“玩女人”是他的一大爱好，伴随一生，无怪乎相关资料在谈到黄永胜时，除了肯定他“战功赫赫”外，也没忘记他的“污点涟涟”。所谓“污点涟涟”，就是指他“玩女人”之事。

早在抗战时期，战争那么吃紧，他也没忘和一地主的女儿乱来。后来进城，罗荣桓曾冲他发过最大的一次脾气，就是因为他“玩女人”，说他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改不了“玩女人”这事，还要不要脸。

后来，他甚至与自己首长林彪的夫人叶群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事可有林彪之子林立果于1970年10月7日偷录黄永胜与叶群时长达157分钟的电话通话录音、叶群身边的内勤工作人员王兰多的回忆以及“九一三事件”后从叶群文件柜中抄出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诗为证。

其诗云：“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这些证据均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特别法庭公审黄永胜时，证明黄永胜与叶群不正当关系所采用。

1980年11月19日夜，我作为押解人员之一，押解黄永胜参加从1980年11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81年1月25日结束的历时共67天的公审。

在这67天里，我们之间的接触更多更近，因为我们看守人员和庭审对象同住在公安部招待所。

每个看守对象与我们看守人员房间挨房间住着，而且看守他们时不像在秦城监狱那样，还隔着一道监舍的门，这里他们住的房间门是日夜开着的，我们就在他们房间门口看守他们。

这样，黄永胜除了上法庭参加庭审以外，其余时间我们基本都在相处。

然而，此时的黄永胜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没有了先前的达观和善谈，整个庭审的67天里，我观察他除了有时似乎有“委屈”的表情外，基本没说什么话。

只是有一次，在他得知我上调北京前在他的家乡咸宁地区当兵后，他简略地问了一下老家的情况，我也只是作了简略的回答。

看得出，此时的黄永胜，似乎有些万念俱灰，唯一还有点感兴趣的，就是那永远牵挂于心、无法放下的悠悠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