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幸福的源泉”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一个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最终决定其生活质量和一生的“投入产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快乐水车”的隐喻，或许能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是”。

卡尼曼的经济理论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其理论的“终极关怀”大异于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推导的方面，传统经济学把人的需求和行为方式大大简化，人被简化为一个单向度的人，总是以理性、计算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这种假设对最初只是被当作一种理论构建的“方便法门”，但久而久之被当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竟然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和“世界观”，大经济学家与小市民都不约而同的相信，人的所有行为的动机全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通常被称为“财富”，“财富”又通常被等同于幸福。当幸福与财富被等同为一的时候，无论是评判个人的价值还是评判社会的价值的标准，都被归入大一统的经济价值标准之中，成为“三位一体”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相当明确和硬性，那就是GDP。

创造财富的过程，就像是水车的旋转，再旋转的过程中水车上的一个个小桶不断把水舀起然后倒出去，那亿万富翁与平民的差别，如同一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流水量的水车与一只小桶的差别，“富人享受过的东西可能比穷人要多，但是他们只有获得更多的享受，才能体会到和穷人一样多的幸福感”。水本身刺激不起“水车”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能唤起其成就感的，是记录不断被打破的水的数量。

这样，追求幸福被置换为创造财富，而创造财富又被置换为近乎“俄罗斯方块”的数字游戏，数字的增长成为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成为最重要的事情”。

这种源泉是相当不可靠的，这不仅因为增长一旦停止或变负增长，这种基于数字的快乐就会迅速被无聊和痛苦所取代，而且这种盲目追求财富数字增长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和个人生活劣质的原因，GDP持续增加的结果并非“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反而可能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破坏，以及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对社会和谐和个人生活幸福来说，财富数字的增加反而可能成为“最不重要的事情”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尼采曾经说过，你问最愚蠢的男人三加二等于几，他会说三加二等于六，那你问最聪明的女人三加二等于几，她会说三加二等于五根蜡烛，对女性存在明显偏见的尼采无意中说出了一个事实：那男性和女性表面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感受到的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马克思.舍勒认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财富游戏规则差别源于男性和女性感受世界的方式的差别，男性是视觉的动物，其快乐感受常常与身体分离的男人与其说是在追求快乐，不如说是在寻找经验性确认、足以证明其成就感的“证据”，所以男性的幸福感常常与数量、规模相关，相反，女性是听觉的动物，其快乐感受与直接的身体感受相关，女性的幸福感是无需理性证明了，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再大的规模和数量都比不上一个真实而微妙的感受能让女性产生幸福感，同样，男性和女性的失落和不快，也表现出数量化与非数量化的差别，当一个农户家里丢了一只羊，男主人的反应是“有只羊丢了”，而女主人的反应是“那只羊丢了”。“有只羊”和“那只羊”之别，实际上折射出两种大相迳庭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的游戏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延伸，在一个围绕数量上的破记录而进行财富竞赛的世界中，越来越要求人以理性和计算的方式把握世界，那智力常常被等同于“理性和计算的能力”，而“三加二等于五根蜡烛”被认为是智力低下的表现。人们按近代工厂的流水线方式建立起来的教育设施_学校，其使命就是培养标准类型的智力，换言之，就是提高可以量化的智力，即智商。

所谓智力，就是把握世界环境和人的多方面信息并作出恰当反应以获得幸福和快乐的能力。以理性和量化的方式来把握时间的能力，只是人的智力的一个方面，它的有效有赖于特定的情景。但财富竞争的逻辑下日益单维化的世界要求人的智力也单维化，作为衡量理性化和量化把握世界的智商，成为评判人智力高下的唯一标准。人的智力的其他维度如情感、社交被大大忽视了。而忽视情感性智力和社交性智力的结果，是人脑越来越趋向电脑化，人来人越来越机器化——拥有高超的智商，在情感社会和交往中却是弱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