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语》中讲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重要讲话中也曾引用古人“文者，贯道之器也”“立文之道，惟字与义”，说明文以载道、以文铸魂的重要性。这里的“道”，与“道可道，非常道”中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道”的含义是相同的。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以是否符合“道”为标准。因此，认识“道”就显得非常重要。

求道的方法与求学不同。《道德经》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古圣先贤正是通过无为、无知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为、无所不知。这与西方人求知识的方法截然不同。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中国古人所求的“智慧”与西方人所求的“知识”不同。“智慧”是圣人去除思虑而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因而可以达到“无所不知”。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的。

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找到智慧、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也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用“为学”的方法来“为道”，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的困难。

中国古代的圣人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很早就成为得道之人（这种得道之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命题，这就是“道”。按照“道”即“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为就是有德之人。故《说文解字》云：“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所谓有德之人，就是“得道者多助”“顺天者昌”（天即天道自然的规律）之人。孔子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圣人的“德”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因为仁是道的显现，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的体悟上，因此又被称为“一体之仁”。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在这种“一体”的观念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得以延续至今。

可见，中西方在求道与求知上的方法论的不同也导致了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君臣（领导与被领导），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的竞争观、修昔底德陷阱、零和博弈等概念和理论，都是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而产生。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互利双赢、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会导致误读与误判。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遵从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实行了圣贤仁政的政治理念。这种“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世界观、道德观、政治理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外交等制度与政策，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建立在古圣先贤对“道”的体悟以及“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之上，奠定在古圣先贤观察天地自然之道、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人伦大道的基础之上，而非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也就是《周易》中所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使得“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如以和为贵、好战必亡、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之道，全面、协调、共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天道无私、天下大同的公平意识，重义轻利、义即是利的正义理念，经济上富民利民、政治上听民重民、文化上教民导民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道德即自由的自由意志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利益的实践中去。”这说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适用于中国或者一部分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国家、民族、政党、宗教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各个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准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必将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