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的真相
据东北网昨（18）日报道，哈尔滨市防空警报控制中心于18日组织了防空袭警报试鸣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详细了解“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强化市民的国防观念、城市防空意识和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关于“九一八事变”，国人从1949年以后的教科书中受到的教育，笔者认为可以归纳简述为：“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笔者认为，令人嗟叹不已的应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读过的教科书中得到的的“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这个结论，如今看来应为似是而非。因为在几十年后的2014年9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由张学良生前唯一授权的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一书，披露了历史真相——日军进攻东北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而蒋介石替张学良背了几十年黑锅。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一书中，张学良亲口承认，是自己在北平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在“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也不在南京，而是在从南京到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后他才知道东北出事了。不过还不是张学良报告的，是上海传来的消息。因此，“九一八”晚上的不抵抗命令和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一书的主编、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表示，张学良不抵抗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很大，以为是小打小闹的骚扰性质，给你故意惹事，造些麻烦。张学良想，我当然可以不理他。因此，张学良自称是对日本的“判断失误”。
张学良的口述，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他在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情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就也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对蒋介石等众多历史人物都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的一生也有坦诚的叙述。他口述的一些历史细节，许多是鲜为人知的，对于人们了解历史，解开一些历史谜团，更重要的是纠正不少历史讹传，具有无可替代的宝贵历史价值。
对于亲历的往事，张学良本人喜欢说道，爱与人聊天，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自由前后，短短10多年间，他与不下10个采访者谈过自己的“天宝往事”。这些年里，世面上的张学良口述出版物达四五种，间接著作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张学良口述历史”还在继续推出。这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7册、总字数达100多万字的大书《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对“九一八”历史真相可盖棺定论了。
为了让更多网友通过此书厘清“九一八”历史真相，笔者将记者刘功虎与《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一书主编杨天石的访谈对话转载于下。
记者：此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杨天石：主要是帮助人们了解张学良的内心世界。访谈中，张学良曾向张氏姐妹说明：“我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所以中国内乱打仗，我是劝我父亲，我甚至掉眼泪。”1927年春，张学良到河南指挥部队，抵抗北伐军，在火车站见到几个老人捡军队掉在地上的馒头吃，谈话得知因内战而抓兵，使老人没有生路的惨状。同年5月，张学良回京，就对张作霖讲述河南所见，劝张退出关外，他说：“中国打内战，打了几天又好了，好了几天又打，什么意思？也不过是你要抢这个地盘，我要抢这地盘，各人争势力。中国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又说：“老百姓受苦是我们搞出来的。我们打，老百姓跟着在这儿受多大的苦，我看见老百姓受苦我难过死了。我们争的是什么？你也统一不了。”
记者：能介绍一下主要看点吗？
杨天石：对于研究者来说，张学良的叙述可以填补历史空白，订正讹误的地方很多。
例如，名记者邵飘萍1926年在北京被奉军设计诱捕，4月26日被杀。访谈中，张学良坦陈，“是我给枪毙的”。以前人们以为这事只跟张作霖有关。
再如，李大钊于1927年在北京苏联驻华大使馆被捕，4月28日被害。多年来，流传这是南方的蒋介石与北方的张作霖暗通声气的结果。对此，张学良断然否认：“根本蒋介石和我们没联系”。
张学良把一些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断点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在心理方面，张学良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评价方面，他对历史、政治、军事、宗教、人生都有评述，且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张学良误判“九一八”事变
记者：1928年到1931年间，身处东北，面对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环视的复杂局面，张学良的底线是什么？
杨天石：在访谈中，张学良多次说“我是爱国狂”，“我实在爱我的国家。”“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的时候，要我的命，我就去送命；要我去当兵，我就打仗。打仗为什么？保卫这个国家，爱这个国。”他主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
关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关于1928年“东北易帜”的叙述上。当时，张作霖新故，张学良面临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倒向日本的选择，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面见张学良，陈述种种理由，力劝张和日本合作。张回答说：“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他告诉张氏姐妹：“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归顺中央。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归顺日本。”又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记者：“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他还是蒋介石做出的？
杨天石：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明确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多年来人们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不想冤枉他，一再表示，“不抵抗”的责任不在国民党中央。
记者：张学良当时怎样想的呢，为什么不抵抗？
杨天石：综合张学良对张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于：一是他的判断错误。“日本是来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没有想到大规模的（侵略）”。二是他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我们打败了，交涉你得赔偿了”，“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些叙述，袒露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内心想法。当然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日本当时挑衅的兵力其实是一小撮，不是日本高层通盘考虑的结果，东北军如果真敢对抗，也许不会酿成后来的局面。
西安事变秘密在于四个字
记者：在这部口述史中，张学良指出，西安事变的秘密在于四个字，他坚持先“攘外”后“安内”，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四个字的顺序有那么重要吗？
杨天石：当然重要。极为重要。张学良说：“（蒋的）主意也不是反对抗日，他就是说，头一个你非把共产党消灭。”但是在张学良看来，共产党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于“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恨透了内战。”“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他总结和蒋介石的分歧，称蒋是“安内攘外”，自己是“攘外安内”，结论是“只能想法子跟共产党合作”。在“剿共”中，张学良的两个师被消灭了，但“蒋先生对我连安慰的话都没说过”。蒋介石的这些做法，让张学良感到“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把我们去消灭”。
四个字，两个词，谁先谁后，在张学良那里攸关身家性命，因为他们等不起，担心“回不了家”。
记者：张学良的担心是否有道理？
杨天石：有。如果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东北军可能就慢慢不见了。这在当时已经在变成现实。张学良倍感焦虑。他作为东北军的统帅，无日不要考虑东北军的前途。只有“回家”他才能恢复根基，保存甚至壮大实力。在华北、西北飘荡的日子毕竟不好过。蒋介石当局可能长期不抗日，东北可能长期无法收复，东北军回不到自己的故土，自己“无根之萍”的角色越来越成为定局。
记者：因此他也跟很多地方实力派一样，加紧了与共产党的联系，最终造成逼蒋反日的西安事变？
杨天石：不但地方，蒋介石中央也有派人去与刚落脚陕北的红军联络沟通，而且这个情报被张学良掌握了。他当然心里很有想法。1931年他不抵抗，1936年他的反日抗日心态是越来越强烈，因为情境变了嘛。而当时要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政策，在他看来只有兵谏一途，加上中共的建议、杨虎城的建议，他希望取得苏联支持，以抗日为号召，在西北建立联合政府。这就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思路。
张学良曾经要求加入中共
记者：西安事变留下很多谜团，张学良在这书中吐露了多少心里话？
杨天石：张学良在事变前和中共有很多秘密联系，那种联系之频繁密切，超越我们后人的想象。他曾经打算与杨虎城及中共三方联合，组成西北国防政府，中共并曾批准张学良入党，只是为共产国际所阻。这些情况，中共为张学良安全考虑，长期保密，张学良本人也绝口不谈。
张学良获得自由后，接受访问时所谈范围逐渐扩大，但仍然顾忌较多，仍有许多问题守口如瓶。这就说明，张学良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记者：张学良曾经提出要加入中共？
杨天石：这个是有多个确凿证据支持的历史事实。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披露了一份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中共派驻张学良部队工作的刘鼎1936年6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中有“日要求我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的字眼，其中的“日”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与中共中央通电时所用的代号。
当然，张学良要求入党，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他更多恐怕是出于对中共的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关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有过详细考证，可惜的是张氏姐妹没有就此当面求证张学良。可以预料的是，即使问了张学良也不会回答。
记者：共产国际为什么不让他入党？
杨天石：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曾经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
张学良继承张作霖的地位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希望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铁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增添了苏联对于他的恶感和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很难消除。在西安事变发动前，张学良曾经欧游，提出要访问莫斯科，就遭到了苏联的拒绝。这也是后来张学良为什么提出要加入中共，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化解与苏联的旧怨。
【笔者补充资料】
为什记者刘功虎会说“此前未公开，此后不再有”？
那是因在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委托张之丙、张之宇姐妹对张学良进行采访。自当年12月至1993年8月，张氏姐妹共采访张学良60次，录带145盘，时长7000分钟。2001年张学良去世后，所有档案、文献资料存藏于哥伦比亚大学。2002年6月，藏品开放，杨天石是这批资料最早的读者之一。
杨天石介绍，最初的出版计划很大，凡是张学良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文稿、读书笔记、名人语录、老照片等，都在整理出版之列，当时曾考虑将这一套书命名为《张学良留存资料全书》，或《张学良全书》，但是后来决定，还是先整理出版口述历史。
杨天石邀请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教授进入编委会，后者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吕正操秘书，和国内研究张学良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学者广有联系。此外，杨天石又邀请学者杨奎松、杨虎城之孙杨翰参加编委会。
哥伦比亚大学曾请部分研究生将张氏姐妹的采访录音转化成书面资料，约有1百多本，但是文本极为粗糙，听错、记录错误的地方很多。因此，杨天石他们决定抛开哥大的整理资料，重新听录，将声音转化为文字，在此基础上再行加工、整理。他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采访原貌，尽可能保留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尽可能保持张学良的语言风格。初稿出来后，经张学良的公子张闾琳两次审读，有所删节。直到2014年出版，前后共达6年之久。
为什么记者刘功虎会说“历史细节之生动，超越文学想象”？
杨天石今年78岁，江苏东台人，退休前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因研究蒋介石而名满天下。与这种泰斗级历史学家，谈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及话题，记者受教之余，不时有一种“历史感”上身。
记者刚开始联系上他时，担心他的体力问题，提出在电话里聊，聊完了再整理出文字请他过目，他说：“你把访问提纲给我，我书面回答你。如果电话采访，你还得整理录音，很辛苦很麻烦的，我知道的。终究还得我订正一下，又要费一遍工夫。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写了给你。”
他是怎么“知道”听录音很痛苦？也许是张学良与张氏姐妹7000分钟的磁带让参与编撰出书的工作人员吃透了苦头？
在记者紧追慢赶下，杨老师伏案三天，赶交了回答。邮件回复过来，记者又补充了一些问题，电话交谈多次。按照他提议的办法，记者的工作量确实省了不少。有意思的是，他在答复采访提纲时，并没有完全按照记者的设问一五一十进行，不少地方纯粹照自己的思路自问自答。最后他说：“你看看，你需要的内容是不是都在其中了？”记者仔细揣摩，还真是差不离。
此前公开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较为知名的有2001年刊发于《南方周末》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张友坤先生整理1986年张学良与其晚辈的谈话录音所得，另一本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撰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对张学良的访谈有11盘录音带，访谈没有全部结束即告中断，全书仅10万字。
杨天石说，口述历史的好处是可以为专业历史著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细节，但是历史细节不能虚构，必须依赖当事者的叙述和回忆。张学良和张氏姐妹谈话时，在叙述大的历史事件时有时会连带讲出细节。
例如，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人已亡，而张家为了隐瞒消息，欺骗日本人，不仅不穿孝，而且故意穿“阔衣服”，张学良的妹妹还故意“出去看戏”，这就很好表现了谋士杨宇霆的机智，极富戏剧性。
194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抗日志士孙凤鸣开枪行刺汪精卫，一时众人惊乱。警察抓凶手时，发现一个人坐在厕所地上，问他在干什么，答曰“解手”，再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原来是吓得坐在地上了。这样的细节有助于突现现场的慌乱、紧张气氛，是任何天才的文学家无法想到的。
历史学家写特定历史人物，主要通过人物的言与行，必须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然而，人的动机往往深藏于内心深处，“怎么办？靠揣摩肯定不行。”张学良本人就曾质疑坊间有关著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杨天石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日记和口述资料都是难得的依据。
“读这书你会发现，张学良很多话是重复的，对以前的访问者也说过。这就对了。他要是见一个人换一个说法，那可就坏了。”杨天石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