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之美 - 兼论文化复兴

图1 宇宙印象

曾几何时，迷恋于自然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可言状的美。那极简约而又极高明的的算式和表述让人心有戚戚焉，曾经自己动手用光速不变原理去推论洛伦兹变换的参考系变换公式，用不确定性原理去探究世界和人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对于人文科学领域，醉心于亚伯拉罕一神诸教(根据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起源而总称)在上古时代的睿智宣示：“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折服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公元1596～1650年)著名假说：“我思故我在”。不禁思考的是我大中华的思想核心及其体系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很多年。

我是一个兼具极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宗教般情怀的人。信赖近代西方的科学体系，也钦慕西方的宗教思想，赞同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ax Weber，公元1864~1920年)所描述的理论，一直在探寻我大中华的对应者是什么，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孜孜以求的梦想。学习西方，全面地深入地学习西方，是我一直努力的主线，这个我从不否认。我所知道的学习西方道路是从明末开始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所过的春节实际上已经用的是近代西方的算法，清初开始采用了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公元1592～1666年)等人推算的《时宪历》，基础算法与规定已经采用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再到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写入中国宪法，学习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和落差一直存在着，总觉得不是那么美，不是我理想的样子。不同文化之间不仅仅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古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的时候，就曾把埃及的太阳神类比于希腊神话的宙斯；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把耶和华翻译称中国上古经典的“上帝”，但是这种简单类比是远远不够的，思想体系的全面对比和更新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于是我开始了探索中华经典思想的历程，也有了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如果说亚伯拉罕诸教是天启宗教，神向摩西传达了“十诫”，那么上天也同样赐予了大禹“洪范九畴”。各个民族接受“天”或者“上帝”的启示都是相通的。西方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宗教以至于后来的政治和科学体系；东方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大中华文明体系。

在中世纪以前，东西方文明体系互有长短，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由于各民族国家的竞争极大的推动了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类似于东方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而东方由于大一统体制，沦为了“东亚病夫”，经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药方(见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经过近30年的奋斗，取得了革命胜利，但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新文化的使命远没有结束，这也是我们建设“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首先，这种新文化，一定是民族的，一定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细观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和传统的儒学思想有会通之处，倒不如说是和墨家思想更接近。墨家的“天命”不正是社会发展规律么？“巨子”不正是革命领袖，而“尚贤”“尚同”又何尝不是民主集中制呢？除了墨家，儒家和道家思想等各种传统都能在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中看到影子，如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我们今天文化复兴的主要课题。

再者，这一文化一定是科学的，是充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最后，还必须是大众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小逗比小萝莉们也能认可的，这是我们追求的文化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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