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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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曹寅与康熙》

就曹寅而言，他在京城结交了这些广义的地方精英，请他们为追思父亲的集刊作画赋诗，在苏州与之论交。就算有些地方精英不愿加入为满人皇帝效命的汉官精英，或是重要职位已被旗人精英占据而认为升迁无望，又或慑服于某个皇家精英，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把酒言欢；尽管他们之间多所不同，但他们都同属上流阶级。

1690 年，曹寅奉派署理苏州织造，两年后调任江宁织造，他的父亲曹玺之前久任此职。如今，曹寅在北京内务府担任郎中之后，第一次独当一面，要在地方证明他的

的：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

曹玺在 1663年出任江宁织造，而他的任命则标志着曹家开始把持这个职位。而曹家的把持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后来的清朝官员在其他职位上的任职也很难与之相比。曹玺从 1663年督理江宁织造，到 1684年去世为止，他的儿子曹寅从 1692年到 1712年一直担任江宁织造，曹寅的儿子曹颙则自 1712年承袭此职，到 1715年去世为止，而这个职位又传给曹玺的继子曹頫，直到 1728年。[ 18]所以曹家人在六十五年中做了五十七年的江宁织造。

身为织造，就得时时创新，设法对付彼此抵触的律例。若说这是个有巨利可图的职缺，那么这个职缺也可能累积庞大亏空；处于凶险之中，只能仰仗天生的机敏，而不是依赖法令。

织匠与仆役的等级不同，薪俸也有不同，他们或是收到“口粮”，或是“工价”或“工银”，抑或两者都有，而这些可能是按日、按月甚至按年给付。一个熟练织工的月薪是一两四钱，还有四斗米的口粮。我们可据此算出，曹寅手下优秀的老练织匠每年可挣得二十二两银子。技术较差的技匠，即使天天卖命，也只能挣得十两银子；而我们知道这类技术较差的技匠会遇到季节性的遣散，因此他们的生活想必是极度穷困。

曹寅与李煦自 1704年起，就轮流出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译注：简称两淮巡盐御史］的肥缺，[ 52]从盐务的剩余填补织造的亏空。

现存有关曹寅执行织造职务的史料多为例行公事，但他也得懂得随机应变。唯有曹寅接任巡盐御史，取得额外的银两，用支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皇帝对此显然很满意，但这也显示即使在前朝的违法乱纪被认为已经根除、新朝的运作已步上正轨的时候，织造府衙仍有挪用银两的弊端。

织造除了可从丝价变化趋势套利之外，还可在适当时点买进赚钱。李煦在就任新职三年之后，曾在 1695年的奏折里透露了一种手法。李煦在向皇上解释如何操作时，态度一如 1708年时的曹寅，并未嚼舌根，也没有故示大方。

在检视曹寅后来的官场生涯时应当谨记，他从每年的盐税盈余中借支了二十三万两银子，以支付织造府衙的花销，因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是一种极为投机的做法，只要现况稍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曹寅的确有能耐维持运作顺畅；但是他在 1712年夏天猝死，织造府衙的款项已经支付，而他任巡盐御史的盐税盈余尚未收到。结果就是他留给儿子一笔亏欠官府逾三十七万三千两银子的

李煦的一番盘算在 1705年失败。他每年自布政使得到十六万两白银以购买蓝布，而如他所言，他年年都将这笔钱提前支付给织匠。而织匠或是投机炒作原棉价格，或是碰上短缺而造成原棉价格上扬；总之，他们延后交货，并向李煦预支来年工资购买原棉，才能把足额棉布交给李煦。 1705年，由于朝廷的库存蓝布仍未用罄，户部下令等到蓝布用完再织。但是李煦已预付了工资，拿不回来了。李煦不能再采购蓝布，因而织工也就没有钱可还李煦。这番意外让李煦损失近二十万两银子。[

曹寅所说的“节省”是指他以低于拨款总款项的金额，购买并运送了定额的铜料。他回报康熙的是这个差额。至于他中间赚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康熙也许对这个数字感到满意，但曹寅在同一份折子里，试探性地请求再给他八年任期，康熙并未应允。

曹寅会感到心烦并不令人意外。得知深山隐僧竟得皇上恩准，可以上呈有关他的密折，曹寅肯定感到沮丧。然而，不到四年之后，曹寅也获准上密折奏报他人之事，他心里又平衡了。这段期间，康熙南巡，曹寅奉命接驾，又署理巡盐御史，他的声望与财富都平稳

在正史里，南巡主要是为了检阅河工，史书写的大多是河道整治的争议与谕令。省级官员定期觐见皇帝，而皇帝则是兴致勃勃地与官员或当地文人交谈。寻常百姓只会出现在“欢声雷动”或恳请皇帝留驾的画面中。不过，十七世纪的洋人是不会看到南巡的行政管理面向的，而把焦点放在皇帝爱民的一面。对洋人来说，南巡是要让皇帝能亲自与穷苦百姓交谈，听取冤情，惩治贪官污吏，伸张正义。[ 2]在叙述康熙南巡时，一定要兼顾这两个面向。皇帝的日常政务势必大多只和文武百官接触，南巡让皇帝有机会亲自考核官员；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皇帝有时的确接见了百姓。

康熙本想继续南行视察河工，不过到了杭州东南方数里处的萧山县时接获奏报，水位太浅，舟船无法通行，而陆路也极为难行。不论奏报是否属实，或是官员惟恐皇帝知情太多而捏造的，康熙接受奏报的说法，在杭州多待了两天，然后启程北行。[

南巡显然是康熙个人治术的一环；就跟包衣与奏折的作用一样，南巡让康熙既能监控，又能绕过常规的官僚体系。不过，南巡既费时又累人。 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后，皇帝回程速度极为缓慢，频频停下来休息。当时康熙已届五十三岁，显然难耐南方的酷暑；[ 52]或许正因为康熙已意识到自己无法再亲自南巡，才让曹寅从 1708年之后上呈密折（后面将会详述）。所以，从可信的管道取得信息就变得愈来愈有必要了。

在南巡的描述中所具有的情形，也可在康熙处理耶稣会士的方式中看到——在慈祥和蔼之中透着精明干练，若对皇权有任何威胁，不论是真有其事或出于想象，那种闲适马上就消失无踪。

曹雪芹必定听过家人说起这些事情，而把昔日的辉煌写入小说里。曹雪芹当然也会用自己在家里亲历的事情作为小说题材，极有可能他那嫁给镶红旗郡王讷尔苏并产下子嗣的姑母，[ 118]回曹家省亲时给年幼的曹雪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119]有时，曹雪芹的描述也会如实反映往事，显示除了家族相传和个人亲身经历之外，也可采撷史料。

细看这两部集子则可见，这两部作品没有想象中那般耗费曹寅的银两和时间。这两部集子刻印精致，《楝亭十二种》是用上等双层白色插页薄纸，《楝亭五种》则有曹寅自己设计样式隽雅的透明扉页，不过每册的最后都有扬州诗局独特的窄手印。想来曹寅是利用了在扬州主持刊印《全唐诗》的资源，为自己的私事而“借用”一些纸张、人手也不无可能。三部集子似乎都是在 1705年构思，而在一年多之后完成。[

这是皇帝一种勖勉的姿态，曹寅在奏折里恭谢天恩虽然夸张，但也说得过去。因为，曹寅被赋予中国文学传统上独特的不朽地位。虽然曹寅只是个包衣，只是编修工程的监督和刊刻者（诚如他在谢恩折里所表明的），收录其中的诗作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荣光，而他却在《全唐诗》卷前编修者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