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视域下的美式自由
约翰•穆勒作为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是一位极为活跃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生于1806年，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和法律思想家，他对于自由的论述对19世纪的欧洲乃至美国的政治改革影响深远。
穆勒相信，需要的是一个实践原则，这一原则就是把个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政府履行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义务，最终的唯一价值是个人的幸福。穆勒的自由理论就是试图从实践方面来研究个人的自我约束需要什么，这是自由的基本原则。
对个人和社会之间权利界限的划分是其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之所在，也即严复在翻译时的称谓，“群己权界”：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但是，思想与言论方面的自由却要大得多，在这方面，穆勒认为人是自己最高的主权者，他拥有完全的自由（除了放弃自由的自由）。
美式自由的演进深深受到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当我们审视美式自由的得失之时，我们总能是不是想到穆勒关于自由的论断。美国在建国之初曾颁布过一个《反煽动叛乱法案》，本质上是联邦党为了总统亚当斯连任而祭出的政治武器，它将惩罚那些针对总统、国会的恶意、虚假、诽谤性言论，或是煽动人民对政府的仇恨的言论提出者。但是，共和党的杰斐逊主义者们则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案是违宪的，它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出版、言论自由的保护。1964年沙利文案的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指出，“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也就是说，针对公众人物的虚假性的言论只要不能证明存在主观恶意，就不属于诽谤，同样受到保护。
当然，沙利文案也有不良影响，它对言论限制的进一步放开也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流行。杰斐逊在结束总统生涯时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感慨，“报纸上登出的一切都不再可信。事实本身因为这一受到污染的媒介而变得面目可疑。”我们今天所处的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对虚假性信息的宽松管制直接导致了各类阴谋论、谣言的盛行，登月造假说、蜥蜴人说，乃至2020年的“中国实验室制造病毒说”，事实上我们无法再坚信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
《反煽动叛乱法案》随着亚当斯的下台而被废除，但是，它的后遗症依旧没有消除，恐惧常常成为压制辩护的合法理由。美国历史上，民众被反复告知，公民的个人自由必须为保护国家免受外来威胁让路，于是有了二十世纪初国会的一系列清查共产党分子的法案，有了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有了当前推特、脸书、亚马逊的舆论霸权。
当今美国社会对言论自由威胁最大的恰恰不是政府，而是互联网巨头们。当俄罗斯着色师在脸书上发表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旧照片却被禁言，当去年八月帝吧网友饭圈女孩们出征海外社交媒体参与撑港行动却被大量封号删号，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各大社交平台封杀，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网络巨头逐渐拥有了一种超越法律的审查权力，他们可以决定哪些言论可以发表，哪些不可以。
对此，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则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能够在更好规范社交网络内容的同时，谨慎地尊重‘言论自由’。这方面的管理不可能主要根据私人主体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来执行。”
一种更危险的倾向在于，审查制度本身被用作政治工具，这样一种倾向更加败坏了美式自由的名声。毕竟，谁也不知道，除了明面上的那些互联网巨头，那些美国政客是否又参与了其中呢？在土耳其离奇死亡的国际左翼美籍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或许对此有发言权。对实用主义的屈服本身就是一种倒退。
那些力挺中国的、符合事实的言论为何会屡屡在国际舆论场中遭到打压？或许约翰•穆勒说的没错：
在如今这个被称为“缺乏信仰却又惧怕怀疑”的时代，人们确信某一意见，与其说是根据这一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会无所适从；断言某一意见不应受到公众的攻击，不是基于其正确性，而是基于它对社会的重要性。
于是乎，在当前的美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一面是对虚假性信息乃至谣言的无限宽容，一面是对意识形态自由的严厉打压。
•关于仇视性言论
但是，美式自由曾经并不是如此。
“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著名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这样说过。
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会惩罚否认二战纳粹大屠杀的人，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保护否认大屠杀事实的权利。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援引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因在一篇文章中的言辞冒犯了伊斯兰教而被起诉的例子指出，“巨大的危险在于打着阻止顽固分子的旗号限制言论，其最后的结局往往只能是扼杀所有批判。”
布兰代斯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1的司法解释中发表了允许哪怕最恶毒的言论的著名论断。“公开讨论提供了防止教义散布的通常的最佳补救，”布兰代斯这样写到，“同时 它也是对邪恶教义的最佳补救。”但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言论自由是否受包含仍然存在争议。美国宪法当且仅当说话人企图实施暴力或其他违法行为且该行为即将发生时，才允许限制言论。
允许仇视性言论存在的一个论点在于，它能使我们了解到那些极端信仰而且增强我们与之战斗的决心。而对于种族仇视，杰里米•沃尔德伦将这种观点总结为，“唯有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才可能塑造人格。”
约翰•穆勒同样支持这样的一种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对于发现并修正错误有重大意义，争辩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如果言论是错误的，我们的争辩可以逼近真理，可以让有关真理的阐释越来越鲜活而不是教条化；如果言论是正确的，否定言论自由就等于否定真理；如果有一定正确性或是提出了看待真相的另一个角度，保护言论自由同样是在拥护真理。
无论作为智识存在还是道德存在的人类，其一切值得尊敬之处都源出于此，那就是人们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人有能力通过讨论和经验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仅靠经验是不够的，必须要经过讨论，指出经验的意义。错误的意见和做法逐步屈从于事实与论证，但是要使事实与论证对人们心智产生影响，就必须让它们来至近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大学校园内掀起一场禁止仇恨性言论的运动，直指种族主义言论，他们主张制订“讲话守则”，但后来被裁定为违宪。按照穆勒的主张，种族主义的言论不应该被法律所禁止，而应该是通过教化、争辩来消除。但很可惜，就目前美国的种族主义风气来看，反种族主义斗士们缺少这种努力，或者说，这个社会缺乏一种系统性的反种族主义教化系统。于是乎，人们习惯性地诉求法律来进行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同样的争执一再地发生在LGBTQ群体、宗教、性别议题上。在这些尖锐的问题上，这些议题往往会地涉及到另一个陷阱：多数人的暴政。
•关于多数人的暴政
穆勒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防备的是两类威胁：一种是来自政治机构有形的压迫，一种是来自普罗大众无形的压迫。针对政治机构的审查与限制，美式自由经历的艰苦的斗争（印象最深的就是20世纪初的新闻界针对政治黑幕大规模的“扒粪运动”），如今已经趋于成熟；但对于多数人的暴政，美式自由依然有很大问题。
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施对象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所谓的“民主政府”也不是每个人自己治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个人受所有其他人治理的政府。而且，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大多数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地被接受为大多数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们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多数人的暴政，放在古希腊就是苏格拉底的悲剧，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就是反犹主义的浪潮，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美国就是排华主义（华人在美国是待遇最差的阶层，这不仅仅是一个段子），除此之外还有从未彻底消失的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以及由歧视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矛盾屡屡发生且有愈演愈烈态势，意味着多数人的暴政从未消失过。
从未消失，不意味着它一直都在台面上。相反，美式自由有时候又会矫枉过正，很多人意识到了多数人的暴政的害处，于是它被“政治正确”所取代，多数人的欲望成为了隐秘的欲望，少数人的要求成为了政治红线，还记得JK罗琳吗？就是因为她站在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呛了几句LGBTQ群体就被喷得狗血淋头，几乎被舆论封杀；在“黑命贵”运动中，一些坚持客观理性立场的发声者接二连三地惨遭被解雇、被封杀的命运，有媒体直接指出“这是雅各宾恐怖的再现！”……于是“少数人的暴政”取代了“多数人的暴政”，哭泣的却是言论自由。
当多数人，或少数人仅凭自己的喜好对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画下红线并用道德、舆论手段压迫其他群体，言论自由也不复存在了。
泽卡莱亚•查菲教授曾经这样解释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两类言论自由的利益。其一是个人利益，人们需要就对他们的生存及其意义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发表意见；其二是社会利益，寻求真理的最终实现……”
现在来看看美国社会，只觉得很讽刺。
2006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位二十五岁的巴基斯坦妇女努尔·法蒂玛来到美国，并定居于布鲁克林。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埃利亚特采访时，她说：“在这个国家，我得到了自由，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现在已经2021年了，我很想问问这个法蒂玛，在美国，你还能感觉到自由吗？
塞缪尔·亚当斯的美国梦或许已经枯萎。
*1：安妮塔·惠特尼（Anita Whitney）背叛了她显赫的家族，不顾危险帮助筹建加利福尼亚共产主义劳动党。她的获罪激发了布兰代斯关于言论自由的伟大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