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职业女性回归家庭的区别？她们的优劣势又有哪些？
文丨黄铭峰
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鲜见，像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很多家庭都有2-3个孩子，有不少妇女辞职全职家庭主妇，政府给予相应的生活补贴。
在东亚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同样是“多孩”家庭为主，全职主妇更是比比皆是，基本上很多家庭都是男性在外工作，女性操持家务和负责孩子教育，所以孩子的综合素质和学习状况总体上来说都是不错的。
而相比较来看，中国的家庭的特殊性在于独生子女比较多，从带孩子的时间上来看相对所耗的精力要少一些，关注教育的时间要多一些。
所以，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在职妇女回归家庭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妇女回归家庭的节奏会因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之前，更多的是少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家庭自发的行为，或者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被动地选择了回归家庭。
但很明显，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变迁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和现象。
所以，中国的职业女性重新回归家庭，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然，中国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可能和世界上的主流发达国家的女性回归家庭历程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回归的条件不同，造成回归的方式也会有不同。
无论如何，通识智库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对策和法律政策建设，让中国的职业女性回归地更加稳健和舒心。
职业女性逐步回归家庭，可能短期内对国家各行业的发展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利大于弊，这是小账和大账的关系。
教育是一种长线投资，而且不见得教育资金投下去就马上见效。
国家把前面投资的优质人力资源（妈妈群体），继续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中（点对点、人对人），这种用人去投资的教育思路，效果可能好于直接用资金去投资，可以让孩子的思想和技能实现增值，最终仍然是造福国家、社会和人民。
所谓“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得好不好，直接牵涉到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因为人是“第一生产力”，这也完全符合中国现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妈妈为本”，就是以“孩子为本”。
以“孩子为本”促进了“教育为本”的精神，长远来看就是实现人力资源创新开发的跨越式发展，让更多高质量的优秀人才（知识女性），用她们所擅长的、乐意接受的方式，直接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归的好处
通识智库认为，让职业女性回归家庭，有国家和社会以下的好处：
1、对国家而言，妈妈有了时间，除了教育好孩子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自我教育，自我增值。中国要成为创新型的国家，要善于利用好女性资源，利用好女性头脑中天生的创意和灵感。
而创意和灵感，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和轻松的状态下才能产生的。
让妈妈回归家庭，就是国家对于女性群体的人力资源再投资，不单投资成本低，同时带动了孩子未来的教育投资，一举两得。
国家需要做的是把原来直接投资在学校和师资的经费拿出一部分，间接投资到女性身上，因为妈妈们也是教育投资的对象，投资妈妈就是在投资教育，在投资中国教育最欠缺的家庭教育。
这样就增强教育投资的效率，同样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对社会而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多的女性回归家庭，不再因为工作中所遇到的烦恼和焦虑情绪带给孩子负面的影响，也不会经常为了和丈夫分摊家庭事务而揪心。
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同时，女性回归家庭，对于国家制定的开放“二胎政策”是一个重要推动力，很多原来有意愿再要一个孩子，但又担心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时间精力照顾孩子，决定放弃生育“二胎”的妈妈会打消顾虑，许多还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会开始考虑再要第二个孩子，这样将有利于中国新生人口的增加，延缓老龄化的压力。
3、对企业而言，由于聘用女职员减少（更多会聘用未婚女性），有利于减少人力成本，增加研发投入，加快产品的创新，完成产业升级转型。同时，可以增加男性员工的工资收入，提升男性员工的职业发展空间。
4、对个人而言，女性逐渐退出职场，男性的外部生存竞争压力会减少，有利于男性更加专心致志地工作，有更多的岗位选择，更好地发展职业技能，不会因为家庭和孩子的教育问题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女性回归本属于自己的领地，做回自己，有利于发扬中华女性贤淑温婉、相夫教子、大方得体的形象。
结合中国教育的现状，实现新时期的教育发展战略，通识智库提出一些可行性思路和方案，作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探讨的引子。
在提供思路和方法上，我们采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维”，即尽可能取其长处与优点，尽可能规避其短处与不足。
通识智库把这个教育规划方案称为“职业女性的半工半休教育促进方案”，所谓的“半工半休”是职业女性可以一边在企业上班或者自主择业，一边在家教育孩子，工作和家庭两不误，实现高度的平衡，增加生活满意度。
中国职业女性回归家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回归”之路，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女性回归家庭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区别在于：
1、西方发达国家女性回归家庭，经济上主要靠政府补贴和丈夫的收入，有完备的妇女保护法律享受和男性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但不再参与职场事务而成为全职太太。
中国女性回归家庭，除了以上的条件要充分享受之外，更主要的是能体现出中国女性自立自强的独立精神，在家里也一样能通过某种方式参与社会分工协作，同样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潮流提升自己喜爱的职业技能，并获取相应的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
与西方发达国家女性回归家庭后基本丧失了就业技能不同的是，这种带有更多娱乐性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更符合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能更有社会尊严和地位。
2、西方发达国家的全职太太是一种松散的社会团体，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其人力资源开发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西方传统文化中重视的个体的独立性，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社团组织，比如说像美国这样一个靠移民组建起来的国家更难以聚合女性人力资源。
而中国回归家庭的女性，从中国传统的集体文化而言，应该是可以成为种类不同的相对紧密型社会团体，类似美国玫琳凯这样的企业型社团，为女性创建出一种悠闲、亲密、有固定收入的社会组织。
比较可能的是在中国会出现社区联盟型兴趣社团（NGO组织、书友会、教育联盟、驴友会、美食俱乐部等）、专业技能型社团（如电商、设计、采购、培训、心理等），从中衍生出更为复杂、多样、细分的社会新型服务。
这方面的女性组织智力开发，是需要时间逐步积淀和自由发展，也许是下一阶段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思想源泉。
另外，除非女性自己有意愿参与社团的管理工作，原则上来说，女性社团的日常运营可以考虑由男性来负责，日常的工作安排可以由社团里的女性轮流担任。
3、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全职太太不同的是，西方女性在产假内企业提供和之前一样的福利待遇，但产假结束后如果选择离开企业回归家庭，企业就不再有义务承担女性的经济收入保障。
而中国的全职太太，理论上是仍然与之前的企业有用工及社会保障关系，即使女性员工回家成为全职太太，企业仍然要承担一部分人员聘用成本及社会保障义务。
具体的思路是：女性可以像选择职业一样，自由选择自己满意的企业，通过技能交换、有限工作天数、在家工作等方式，获得企业相应的计天、计时或计件工资及社会保障福利待遇。
女性回归家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仍然保持和原来企业的聘用关系，企业仍然要根据女性员工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工资，并有义务承担部分社保和福利待遇。
另外一种是女性员工和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专心在家做全职太太，但是如果个人有意愿继续承担一部分社会工作来获取稳定的经济来源，可以经过政府有关社团负责社团信息的部门，经过咨询推荐到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做一份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非全职性工作。
当然如果女性并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或者擅长做什么工作，也可以通过政府新型就业指导部门来进行职业心理测评，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从而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原则上，女性回归家庭首先要解决生活保障问题。通识智库认为，这方面的收入及社会福利保障，应该由三方共同承担：政府、企业、女性个人。
具体的做法是：
1、由政府支付女性回归家庭之前最后一份工作的1/3行业或岗位平均基本工资，2/3的社保费用。
2、由企业（之前工作过的公司或自由选择的其他公司）支付女性回归家庭之前最后一份工作的1/3行业或岗位平均基本工资，1/3的社保费用。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后留下的岗位空缺，可以由未婚女性或者男性员工作为填补。
3、女性个人只需要承担1/3行业或岗位平均基本工资，不需要额外支付个人的社保部分。对于收入偏低的普通家庭，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个人承担的工资部分予以减免。如果个人期望增加的收入部分，可以通过业余兼职或者参加女性社团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等形式获得。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1、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支出，增加企业与个人的工作效率。假设女性员工每周为企业工作1-2天，其余时间可以在家工作，企业只需要支付原来1/3的工资与社保费用，从另一个层面起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企业与员工之间又能保持着一种非紧密型的业务导向制工作模式，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好处。
2、企业可以把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用于提高男性员工的工资福利水平，通过社会上男性收入所增加的部分，部分或全部抵销女性回归家庭之后个人所要承担的部分工资基数，减轻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
3、企业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可以增加产品研发由投入，进一步加快企业的升级转型。这对于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创新服务型强国方向发展有推动作用。
4、从女性个人来说，时间上的自由是最宝贵的，如果在社会保障充分的前提下，损失一部分收入以换取孩子的抚育和家庭和谐，还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是值得考虑的。而且所谓“堤外损失堤内补”，完全可以通过业余兼职或者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弥补收入缺口。
这样做的弊端有：
1、主要是从国家角度来看，短期内会增加基本工资及社会保障支出。长期来看，可以通过女性转型回归家庭后，参加各种社会盈利性社团或组织向社会提供专业服务来获取相应的经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向盈利性组织及个人收入增值部分所得税的方式，来弥补女性回归家庭后国家所要承担的一部分工资和社保福利支出。
2、国家倡导女性回归家庭，最大的障碍可能来源于长期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想，如“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维影响，女权主义对于不断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引导也会让社会大众对女性回归家庭的观念造成一定的抵触情绪。这方面需要政府通过广泛的政策宣传、听证会、社会调研、网络沟通、组织建设等方式逐步推进观念的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