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1.古希腊并非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其2000年的文明史中，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仅约200年，且主要集中在雅典，其他城邦多实行寡头政治或贵族政治。

2.希腊城邦的核心特点是公民掌握最高权力，公民是城邦的主人，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通过公民大会、抽签选举、任职津贴和严格监督等机制，实现了广泛的公民参政。

3.斯巴达虽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但其制度中也包含民主成分，如公民大会在重大事务中具有决定权，而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其民主制度激发了公民的创造力，推动了雅典的政治、文化和艺术繁荣。

谈起古代希腊，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城邦。城邦又让我们想到小国寡民，还有民主政治，以及因民主政治而产生的辉煌文化。在很多人心里，古代希腊已经和民主政治天然挂钩了。然而，古代希腊文明史上下数千年，那里一直都实行民主政治吗？雅典那样的民主政治，在希腊城邦中间有普遍性吗？远的不说，和雅典齐名的斯巴达，就一直实行人们常说的寡头政治。那在古代希腊，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古代希腊的民主，又留下了哪些遗产？

古代希腊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吗？

第一个问题，古代希腊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如何界定古代希腊的时空范围。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对古典世界的界定，就是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以爱琴海为中心的那一片地区，那里星罗棋布着至少几百个大小不一的希腊人城邦。这个时空范围是芬利为了讨论古代政治的方便，特别加以限定的。

然而所有的希腊史，几乎都从克里特文明开始叙述。它大概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到前两千纪初，在公元前两千纪达到繁荣，直到公元前15世纪才被迈锡尼文明取代。迈锡尼文明兴起于公元前两千纪前期，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达到繁荣。但到公元前两千纪末，这个文明也衰落了。青铜时代希腊的政治体制，是宫廷掌控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

青铜时代的文明灭亡后，是数百年的所谓黑暗时代。那是一个物质文明衰退、文字几乎完全消失的时代。直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随着《荷马史诗》的出现，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才开始兴起。经过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孕育和发展，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末走向成熟。雅典和斯巴达，也在这个时期崛起，成为古典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繁荣顶点的；斯巴达也一度打败雅典，执掌希腊霸权。希腊繁荣的文化，特别是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大多也属于这个时期。

自公元前5世纪末延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城邦就开始衰落。随着马其顿在北方崛起，希腊城邦逐渐被征服。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揭开了希腊历史新的一页。从此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不复是希腊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占据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占据西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和占据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它们成为这一时期希腊世界的支配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末起，罗马的力量逐渐增强，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宰。罗马人先是灭了马其顿，把希腊城邦变成行省，接着陆续灭掉塞琉古和埃及，吞并了希腊化世界。从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 30 年托勒密王朝灭亡，这段时期叫作“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文化上取得了较此前更大的成就，人们经常谈论的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科学巨匠，正是活跃在这个时期。但城邦和民主在希腊化时代或者被废止，或者彻底变形，成为由富人操纵的寡头政治。

这样看来，希腊并不一直都是民主的。如果古代希腊文明从公元前两千纪初开始，到公元前1世纪末结束，则整个古希腊2000年的文明史中，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不过两百年，而且就算在这两百年中，也不是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实行民主政治。大部分城邦或实行寡头政治，或实行贵族政治，甚至个别是君主政治。雅典那样的民主政治，即使在古代希腊世界，也是例外而非通例。

既然古希腊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如此之短，而且实行民主制的城邦也不多，为什么我们一提到希腊，大家就会想到民主政治？这是由于古希腊史的一个特殊情况。众所周知，研究历史首要的是史料，史料的首要类型是各类文献。希腊城邦大小上千个，但古希腊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大部分出自雅典人，或者和雅典人有关的那些人之手。雅典人的政治试验，也吸引了大量希腊人去讨论，雅典人对他们的讨论，不管是批评还是赞扬，基本都不加干预，其结果，因为幸存者规律的作用，今天看到的大多数文献，都和民主政治有关。当古代希腊历史的相关知识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传到中国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写的希腊史，基本都以雅典为中心。于是我们也跟着受到西方人的影响，把民主政治当成古希腊的常态了。虽然如此，希腊城邦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管它具体实行什么政体，它的制度之中，多少都包含一些民主成分。这是由城邦的基本特点决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城邦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作为国家的希腊城邦

说到希腊城邦，首先想到的是小国寡民。从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看，小国寡民确实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就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斯巴达，本土大约也就3600平方千米。雅典次之，面积约2600平方千米。但这两个城邦都是大邦，在整个希腊，这类大邦的数量极少。如果跟中国比较，大邦的面积也就跟一个县差不多。希腊的其他城邦一般要小得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最小的提洛岛面积不过22平方千米，还没有中国的一个乡大，也许跟一个村差不多。但在希腊，它就是一个国家。

至于这些城邦的人口，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各国能够出动的军队规模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公元前479年，希腊各邦和波斯在普拉提亚决战，参与抗击波斯的城邦中，雅典出兵8000，斯巴达出兵1万，其他基本在3000以下，最小的一个邦只出动了180人。今天的很多大学，人数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不过，小国寡民并不是城邦区别于其他古代政体的本质特征，因为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国家，大多是小国寡民的。例如最早的苏美尔，面积只有3万平方千米，上面却至少有十几个国家。希腊城邦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公民的国家。换句话说，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离开了公民，城邦将无以立足。一个故事能够说明问题：公元前480年，当雅典人为避波斯锋芒举国大搬家，丢掉了雅典时，科林斯的将领阿德曼托斯宣称雅典人已经丧失祖国，没有资格参与希腊联军议事。阿德曼托斯的看法显然是用地理范围来划定国家了。可是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马上反击道：“但我们还有一个城市，希腊最大的城市：我们的200艘战船。如果……你们出卖我们，那么许多希腊人马上就会知道雅典人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自由的城邦，赢得了一块领土，比他们抛弃的那块领土好得多。”地米斯托克利的意思是，只要雅典公民仍然存在——那些在船上作战的人都是雅典公民，平均每条船200人，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强大的公民队伍，在希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建立新邦。相应的，城邦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就是城邦。

正因为希腊城邦的最高权力寄托于公民，它发展出了一套直接民主制度。所谓直接民主，也就是让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它的直接表现就是公民轮流担任国家官职，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至少是在事关和战的重大问题上，公民大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要求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城邦管理。于是，在希腊城邦中，几乎所有官职都是集体职务，而且任期一般都只有一年，不得连任，这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公民有机会担任国家官职。此外，为了保证每位公民能有机会参与管理，有些城邦还实行抽签选举，并给任职的官员发放津贴。雅典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就是如此。

在希腊城邦中，既无常备军，也没有像警察这样维持秩序的常规治安力量，而且所有重要事情都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因此任何一个人想获得影响，直接途径往往不在于他担任什么官职，而在于在重大事情来临时，他能否马上走上公民大会的讲坛，把事情说清楚，并提出相关的处理办法。所以，在希腊城邦中，一个政治领袖既是会发议论的演说家，还得是熟悉情况的、能够做好事情的行动者。此外，他还必须严格在习惯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将遭到其他公民或者政敌的控告。所以希腊城邦是法治的城邦，非常重视立法活动。法令基本是公民大会颁布的，颁布后就刻在石头上，公布在城邦里最显眼的位置，以方便全体公民阅读。这样，希腊城邦树立了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传统：有任何事情，都要和公民商量；提出的任何办法，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对任何人的处理，都必须符合法律。

做一个小结：虽然在古希腊漫长的历史和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城邦只是少数，但是由于希腊城邦权力属于公民的特性，各种政体的城邦，其制度中多少都带有一点民主的成分。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斯巴达。

斯巴达寡头政治中的民主元素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在古典时代被人们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支持雅典的往往都是民主派，而支持斯巴达的都是寡头派，这更是强化了斯巴达作为寡头政治代表的地位。然而事实上，斯巴达作为希腊城邦中的一员，从“城邦等于公民”这个角度来说，公民在斯巴达国家中享有一系列权利，制度也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宣称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理由，一般是两个。一个是说斯巴达居民分成三等，分别是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其中斯巴达人是全权公民，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九千人，后来因为失去公民权的人越来越多，大概只有一两千人，甚至只剩几百人了。庇里阿西人是居住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周边的人，又称边民。他们有人身自由，但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可能有数万人。黑劳士经常被称为奴隶，但实际地位近似农奴，没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说公民权了。他们人数最多，可能有十多万人。这样，在斯巴达20万—30万的总人口中，享有公民权的，最多时不超过9000人，比例非常低，不超过5%，的确是寡头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寡头制这个来自希腊语的词最一般的含义，就是少数人的统治。

说斯巴达是寡头制还有第二个理由，这就是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权利分配不平等。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正如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的，希腊城邦中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差别，不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上都是贵族制。比如雅典，我们现在知道，它最强盛的时候总人口可能在30万—40万人，但公民也就4万—5万人，占10%左右。用现代的标准衡量，那是妥妥的寡头制。但大家都认可雅典是民主制，是因为雅典公民内部虽然有财产多少的区分，但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基本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出席公民大会、担任法庭审判员，或者出任官职。斯巴达的公民则相当不同。斯巴达人内部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比如斯巴达的两位国王肯定是超级富豪，另外，长老会的议员，还有担任斯巴达官职的某些人，也拥有不少财产。有些人富有到可以自己养马和训练马匹，参加奥林匹克的战车比赛。富人在斯巴达可以担任官职，出使外邦，在国内政治中也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即使就斯巴达公民内部而论，斯巴达人也是不平等的。

最能表达城邦民主性质的是公民大会。然而，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在整个政治中的作用似乎比较有限。首先，斯巴达人都是士兵。作为士兵，服从是他们的本能。在公民大会上，面对他们的统帅和长官，普通士兵敢发表与主持会议的那些长官不同的意见吗？其次，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只能对长官们提交给他们的问题进行表决，不能讨论，也不能修改。最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没有科学的投票制度，表决时根据呼声高低决定。这让会议容易被操纵。

必须承认，这些的确是斯巴达制度中不够民主的地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斯巴达与其他实行民主的城邦相比，似乎又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关于公民比例，如果雅典是一百步，则斯巴达大概也有五十步。就公民大会的权力论，斯巴达人因为脱离生产劳动，长期生活在军营中，所以以公民大会的出席率而言，肯定超过雅典，毕竟雅典公民达到数万人，公民大会的会场却只能容纳6000人。另外，跟雅典一样，斯巴达公民大会也有定期集会制度，大概每月一次。遇到重大问题，还可以临时召开。斯巴达人的确是士兵，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顺从地接受长老会或监察官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人只会接受建议，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公民大会有时并不听话。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召开的向雅典人宣战的那次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监察官明显倾向于战争，但真正表决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判断哪一种声音更高，只好特别要求所有公民分成两边，以便确定支持宣战的公民的数量。有的时候，公民大会还会一反常态地攻击国王。其中最有名的事情，是公元前418年左右的一次战役，因为国王处置失误，公民们据说非常愤怒，打算对国王施加惩罚。国王被迫认错，并且承诺下次一定听从公民的建议，才算作罢。但这位国王在下次作战时可能急于洗白自己，于是在形势并不特别有利时，急促进军，又被一个人批评了。这次国王学乖了，很快听从了建议，斯巴达人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些事实表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在某些时候，还是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而斯巴达的几乎所有宣战、媾和这类大事，往往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制度和政治运作中，还是有一定民主性的。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强调斯巴达实行的是混合政体时，就已经承认了斯巴达政治中含有民主成分。这样看来，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中直接把斯巴达定义为民主性质的专制，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

雅典民主：制度与遗产

雅典历来被视为古典民主政治的典范。不过，雅典并不一直实行民主制，雅典国家初步形成于公元前两千纪后期，实行君主政治。后来君主制瓦解，实行的是贵族制。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年，它仍是典型的寡头制。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到公元前508年左右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才确立了民主政治，又经过70年左右，民主政治才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冲击了民主政治，战争的失败，一度让民主政治被废止。不过雅典的那些寡头分子实在丢尽了寡头政治的脸，上台后抢夺财产，滥杀无辜，最后连斯巴达人都看不下去了，只好听任它被推翻。幸运的是，随后上台的民主派没有秋后算账，反而实行大赦，成功实现了雅典的和解。此后80年时间里，民主政治在雅典再未遭遇挑战，直到它被马其顿人废止。

按照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雅典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多数人手中。伯里克利这话没有说错，因为雅典公民真是国家的主人。雅典人可以通过担任各种官职，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而且，雅典国家的大小官职，除了人命关天的将军，以及国库保管员之外，其他基本抽签产生。对雅典人来说，选举甚至都算不上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的标志，因为选举会使那些财产多、势力大的人占据优势。但抽签就不同了，不管你有多大势力，多少财产，抽签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在雅典，即使一个相当贫穷、能力也不那么出众的人，照样有机会担任国家官职。

与抽签同样重要的，是雅典所有官职基本一年一任，而且不得连任。据亚里士多德说，每年有官员600—700人，这中间大概包括议事会的议员，否则很难到700人。当时雅典公民有4万—5万人，这样10年轮换下来，有6000—7000人直接通过任职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即使这中间有不同职务的轮换，考虑到雅典官职不多，仍有将近10%的公民直接担任过国家大小官职，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如果再考虑到雅典每年还有6000人担任法庭审判员，而且这些人不可能同时担任其他官职。这样算下来，即使审判员不轮换，雅典公民通过担任职务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比例，至少也会达到15%—20%。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让这么高比例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

另外，雅典大多数公民都是穷人，为了保证这些穷人担任官员时没有后顾之忧，从公元前 5 世纪中期起，先是法庭审判员，后来是其他各类官职，包括议事会议员，都获得了任职津贴。针对不同的职务，津贴数量有多有少，但即使是津贴最多的官职，平均每天到手的钱，也和一个熟练手工业者的工资差不多。所以在雅典，想靠当官发财，基本不可能。

担任官职会掌握权力，还能领到津贴，那是不是会导致雅典人对当官趋之若鹜，并且滋生腐败？这点得佩服雅典人的智慧。他们对官员的监督非常严厉。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在他任职期间，每年要接受公民大会的10次信任投票。任何一次投票未能通过，他都可能会马上被停职，随即被送上法庭。如果被判有罪，轻者罚款，重者处死，还有被流放的。此外，如果公民发现官员有违法行为，随时可以向议事会或公民大会报告，或者在法庭提起控告。即使平安度过了任职的一年，当官员卸任时，也需要就任职期间的情况向公民大会述职。如果公民大会感到不满意，那等待他的又是上法庭。所以，在雅典担任官职，那绝对是高危职业。但也因为监督非常严厉，所以雅典官员很少有因为贪污被控告的，更不曾出现多年贪腐却没有被发现的现象。

雅典人参与国家管理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出席公民大会。与斯巴达的公民大会比较，雅典公民大会有定期集会制度，一年40次，平均9天一次。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随时开会。公民大会权力广泛，举凡雅典国家的大事，如官职选举、监督、审判和罢免；通过法律、供应粮食、授予公民权；征收特别税，建筑工程，财政支出；派出和接待使节，宣战与媾和；总之，只要是和雅典全体公民有关的事务，都会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公民大会开始时，传令官会通报需要讨论的事项。针对这些事项，议事会有时会有预案，有时则只是把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通报讨论事项后，传令官会问：有哪位公民愿意上来发言？这时在场的人中，只要有人认为自己了解情况，不管他是否曾担任官职，也不管他是不是具体负责的官员，都可以上台发言。之后其他人会陆续上台，或者补充，或者修正，或者反对前面的发言。一旦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则马上交由相关官员执行。但如果在实际执行中出错，则要么是提议的演说家，要么是具体执行的官员负责。如果是演说家的问题，则往往是认为他欺骗了雅典人民；如果是执行中的问题，那当然由执行的官员负责。总之，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着雅典国家几乎所有重要的事务，牢牢把控着雅典的前进方向，是整个制度中真正的无冕之王。

如此重要的公民大会，到底有多少雅典公民能够出席？理想中全体公民出席才合理。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样的情况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早在雅典民主政治建立时，雅典公民可能就已经有3万人。到伯里克利时代，估计有4万—5万人。但在雅典最重要的陶片放逐法中，所要求的最低票数是6000票。这个规定表明，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经常达不到6000人。现代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雅典公民大会会场，对它的细致勘测也表明，会场最多也只能容纳6000人。对此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有些人住得比较远，例如从马拉松到雅典有43千米左右，公民大会都在雅典开会，来回一趟要三天左右。许多人嫌麻烦，而且要花钱，就不愿出席。二是雅典公民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平时要忙于生计，特别是农忙之时，他们可能不愿意出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缺席者的意见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得到表达或重视，因为那些属于该地区的富人往往在雅典有住房，可以方便地出席公民大会，他们平时和这些同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可以代表他们在会议上发言。公民大会的代表性，使它足以反映全体公民的意志。

当然，雅典人能够表达意见的场合，并不只有公民大会。从制度上说，五百人议事会也非常重要。这是雅典的一个常设机构，按照部落和雅典最基层的单位来选举，而且每个部落的代表数相等，一个部落又分别包含雅典三个最主要的地区：城区、海岸和内地。因此，雅典国家的每个部分都在议事会中有平等的代表权。议事会按照部落划分为10个主席团，在一年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主持议事会的日常工作。他们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公民大会开会时，议事会主席团担任主持人。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后，议事会可能还要负责公布决议，并将责任委托给相关人士。公民大会不开会时，议事会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接待外来使节。如果说公民大会是无冕之王，则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也是公民参政的重要渠道。

民众法庭是雅典人参政的另一重要渠道。严格地说民众法庭不是一个法庭，而是由抽签选举的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的一系列法庭，每个法庭根据审理案件的大小人数不等。雅典几乎所有案件都由它审理。审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告和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自的控告和辩护，接着是法庭投票。为防止审判员之间相互串通，审判员在审判期间相互交流是被严格禁止的。如果投票的结果是被告罪名成立，则原告和被告再各自提出相应的惩罚措施。这是审判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原告提出的处罚措施如果过重，则法庭可能倾向于选择被告的建议。如果被告提出的判罚过轻，则法庭可能倾向于原告的意见。控辩双方斗智斗勇，法庭作为中立方最后做出裁决。在著名的苏格拉底审判案中，就因为苏格拉底故意藐视法庭，提出的惩罚措施过于轻微，导致法庭接受了原告的建议，使苏格拉底被判死刑。

在这样的法庭上，审判员绝大多数是没有法律知识的普通公民，原告和被告也未必精通法律，可能许多人会担心，审判员会不会受贿，能否做到公正。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看，由于司法完全在阳光下运行，而且雅典人为防止腐败，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结果是这帮法律上的外行，在大概两百年的时间里，圆满地履行了执行法律的使命。就我们掌握的证据而言，雅典很少有冤假错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除这些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外，雅典公民还可以通过平时的街头闲谈，以及与政治家的直接交流，影响国家政治。可不要小看了这种日常闲谈的重要性。它是雅典公民了解国家政治、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重要渠道，因为很多雅典公民担任过官职，与现在任职的那些人又都是乡亲或熟人，一旦形成口碑，则影响重大。

政治家阿利斯提德的命运。他在雅典人中号称“公正者”，但他过于突出的地位，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导致他一度被流放。但雅典人的眼睛终归雪亮，公元前481年左右他被召回，并且当选为次年的将军。

结语

从古代到现代，都有人批评民主政治鼓励平庸，理由是大多数人属于平庸之辈，而雅典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交给这些平庸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决定，因此演说家们为了讨好民众，即使是那些很聪明的人，也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水准，向普通人看齐，从而造成整个雅典社会的平庸。然而这种批评忽视了民主政治的另外一面：自由宽松的氛围，激发了雅典人的创造力，所有人都希望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说服雅典公民支持他的建议。首先从政治上说，正是在民主政治存在的200多年里，雅典一直是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还一度是爱琴海地区的霸主。从文化上说，正是在民主政治时代，雅典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哲学家，还有很多哲学家在雅典讲学和创作。埃斯库罗斯等悲剧和喜剧作家，也是在民主政治时代写出他们的杰作的。艺术上，只要想到雅典卫城的辉煌，就足以说明雅典的成就。在希腊人留下的遗产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他们相信，普通人有权利，也有能力治理国家，并且就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治理方案，进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希腊人的历史贡献，这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